几年前，地处大别山区的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百丈河村，还是一个特困村。在全国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王金初的带领下，通过大力发展种、养殖业，而今变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文明新村。但是，面对从贫穷到小康示范村的大跨越，王金初在感慨之余，却对现代农业人才的匮乏忧心忡忡。
王金初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数量超过2亿的农民工，在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输送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意味着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减少了2亿。而且，随着农民外出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在不断下降。
继2012年8月我国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后，农业部计划到2015年在全国100个试点县培育10万名新型职业农民，重点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等加强技能培训。
经过这几年的培育，我国农村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目前现状如何？哪些人正在加入这一群体？他们的现实需求究竟是什么？
新型职业农民有什么特点
过去，在我国，农民更多的是一个身份印记，而非职业选择。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我国职业农民现状如何？
2013年5月至10月底，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组成的课题组，深入浙江省富阳市、四川省蒲江县、安徽省巢湖县、湖南省石门县等6个部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以及萧山、鄞州、乐清、长兴、嘉善等10个浙江省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展开专项调研。
学者们发现，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正呈现出年轻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就年龄结构来说，被调研区域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平均年龄为46.8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平均年龄相差不大，且50岁以下的约占被调查总数的75%。其中，45至55岁者占66.4%，35至45岁者占23.4%，25至35岁者占7.5%，55至65岁者仅占2.7%。从文化程度来看，高中或中专文化占64.5%，初中文化占29.1%，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5.3%，小学程度比例仅为1.1%。从三类主体的区别来看，只有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大户占总样本数的13.44%，而这一学历水平的家庭农场主和合作社负责人的比例分别为6.86%和0。
与前几年明显不同的是，被各地纳入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不仅越来越具有“职业”特性，而且职业吸引力也越来越强。学者们通过分析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家庭农业劳动力情况发现：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2人占比最高，达到61.2%；其次是3人，占比23.4%；然后依次是4人和5人，分别占10.1%和5.3%。就这个群体2013年家庭经济总收入而言，10万元至15万元占77.3%，5万元至8万元占14.8%。从其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来看，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集中在75%至90%和90%以上两个区间内，两者合计占总样本数的94.2%；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在50%至75%和25%至50%的，分别占4.6%和1.2%。
这些数据既表明了农业本身是有可能、有条件实现社会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也意味着农业在与其他行业比较时其职业吸引力正在提高。
调研中，学者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被调查区域内的培育对象几乎都具有农机作业证书和植保证书等1至2项资格证书。在495个样本中，2.6%新型职业农民已获得农民技术员、农民助理技师、农民技师、农民高级技师职称。
新型职业农民都是哪些人
“奔小康，要富强，赶快去找徐淙祥！”这是上世纪90年代在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周边60多个行政村群众中流传的一句顺口溜。现在，当地人又将其改为“科学种田找淙祥，优质高产有保障”。
与传统的农民不同，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太和县张槐村村支书徐淙祥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他不仅个人租种了村里1200亩耕地，实行机械化种植，而且将张槐村创办成了太和县技术服务试点村。如今，张槐村的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
像徐淙祥这样的农民，其实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是以农业为稳定职业，具有较高素质和社会责任的种植大户、专业大户、养殖大户、农民经纪人或小型农业企业家等。
课题组的学者们在调查中发现，在45至55岁的农业经营者中，有过创办企业经历的比例达63.24%。企业家转身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意味着他们不仅是受到近年来外部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还可能与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有关。
在新型职业农民的构成上，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也是主体之一。在35至45岁的农业经营者中，有过打工经历的占25%，稍高于有过经商或办企业经历19.12%和23.08%的比例，他们主要是放弃或失去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而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事实上，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村干部和传统农民，是新型职业农民“主干”群体。课题组的调研数据表明，在55至65岁的经营者中，有44.41%的人没有任何外出打工、经商或创办企业的经历，这个群体主要是那些借助近几年政府农业扶持政策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农村种养能人。
农村干部带头人则是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构成“大户”。数据显示，有村干部任职经历的经营者主要集中在45至55岁和55至65岁这两个年龄段内，占比分别为46.09%和32.03%，他们一般年纪较大、在当地有较高的威望。
在新型职业农民群体中，基层创业的大学生可以说是一个新面孔。数据显示，在没有过任何非农就业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中，拥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占12.61%。课题组的学者们发现，其中除了一部分长期在基层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老农技员外，大部分都是近年毕业的农村籍大学生。虽然这个群体在各类新型职业农民中占比还较低，但代表了未来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新趋势。
新型职业农民需要什么样的“经”
与传统的农民迥然不同，不论是在农村从事种养殖业，还是创办合作社，今天的新农民似乎不再只是“靠天吃饭”。
45岁的邱勤林，是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的一名普通农民。自去年起，他迷上了微信，有事没事总会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刷几下，通过与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互动，销售自己的农产品。
作为湖州市农民学院的一名在读大学生，邱勤林怎么也没想到，一个人到中年的普通农民居然还能上大学。正是靠着从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他建起了380亩的蔬果园，成立了源升泰农民专业合作社，日子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
如今，在湖州农村，这样的农民大学生越来越多。2010年起，湖州市依托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了全国首个地市级农民学院——湖州农民学院，专门培养适应新农村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农民大学生。
实际上，围绕“未来农村谁种地”的现实问题，我国不少地区近几年都在整合各种资源，通过搭建农民培训平台、建农民学校等方式，教农民开农家乐、专业种养殖、办合作社。但根据当前中国农村发展实际，究竟哪些人是培育的重点对象？在培育过程中，什么样的内容是新农民们所急需的？要知道，让长期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坐进教室在黑板上讲种养殖技术是不现实的。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学者米松华、朱奇彪等人认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培训应采取分区域、分产业、分模块进行灵活多样培训，实现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从临时型、短期型、技能型、就业型向规范型、终身制、职业型、创业型培训转型。
在培训形式上，米松华、朱奇彪建议，国家和地方应综合考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不同经济板块的地域特征，包括经济条件、人文条件和农业资源条件以及不同农业产业的特性，施行不同类型的培育培训模式。
但仅有科学的培训模式和内容设计，还无法吸引农民主动参与培训。学者们认为，国家和地方还应强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激励政策，尽快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长效机制。比如，国家和地方可以在明确新型职业农民享受独享性扶持政策条件的基础上，给予涉农优惠扶持、金融信贷和保险、财政等方面的支持，并针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不同阶段，确定扶持政策重点，同时将教育优势资源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
学者们的这些愿望能否最终实现，目前不得而知。但是，对于已经上路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王金初充满了期待。 （记者 柯进 刘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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