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位支教者“蜕变班”的故事谈起
25岁的张鑫杰,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漫湾中学的支教教师。去年7月,他参加了“美丽中国”支教项目,作为一名志愿者前往临沧支教作为八年级133班班主任,他的生活与班里的学生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个从全年级后50名中选出25名学生组成的班级。
“如果再有机会教蜕变班,我会想要更早地开始,更早地关注到这些学生,让他们更早地踏入改变的大门。我希望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班级里,去充分地研究他们的心理和习惯,改善带给他们的课程,发掘一种能让其他项目老师和当地老师借鉴的关于后进生的教育模式,甚至能够在更早的学段去改善大批量后进生的问题。”美丽中国16-18届项目老师 韩雨航说。
张鑫杰说:“在很多人看来,初中未毕业出去学技术对很多农村学生来说也是很好的一条出路。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十几岁的孩子仅仅有一条‘技术之旅’作为唯一的选择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他们本应该有更多的选择。
正路很多,除了学技术,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中还应该有更多选择,至少老师应该增加对每一个孩子的支持,充分挖掘每一个孩子的潜能,这也就是我常说的:在没有付出努力之前,你凭什么觉得,有些孩子就该学美容美发?”
美丽中国的的支教者意识到对“后进生”的关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应试教育系统中,被关注的始终只是前10%的人。
这个概念可以放大:对于许多升学无望的农村学生而言,什么是他们需要的教育?
“重新定义农村学校”这个命题,前提是重新定义农村教育,是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学校!
对农村教育的认识,首先是现实的层面:
基本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农村学校的硬件明显改善,“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三类农村学校:县城大班额、大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的小规模学校,其问题各不相同,针对的群体也逐渐分化。
许多农村学校“上好学”的追求,实际上成为对城市化的应试教育的追求。
问题是,对于许多学业成就尚不达标的学校,这是否是一种合理的目标?在西部农村、尤其是民族地区,问题相当严重。多数学生没有可能进入高中、大学。那么,对于他们,义务教育的功能和责任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重要的?
对农村教育的认识,还需要有超越现实的层面,超越性的反思。
如同一个国际组织《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的研究报告所称,许多发展中国家辍学率很高,表面的原因如上学难(路途遥远)、上学贵、上学对就业没有什么帮助等等。
寻找背后的原因,是教育和生活的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规划通常采用的是着重关注数学、科学、语言和社会研究领域的西方传统教学模式。这些规划将稀缺的教育资源分配给像希腊神话、素数理论或地壳运动这样的课题,这些课题可能会提升学习者的智识水平,却和贫困儿童生活状况的改善没有多少相关性。这些孩子最终的境遇恐怕还是在家庭或邻居的农场工作,或者做点小生意。
然而,学校教育既不能教给学生管理自己稀缺资源的财商素养,也不能在创造机会、保障生存、积累财富方面给学生提供指导。此外,生理健康是稳定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基础,但学校很少为学生提供保障生理健康所需要的各方面支持。在贫穷地区,预期寿命相对较低,不仅仅是因为医疗资源的缺乏。那些本可以采取简单措施就预防的疾病,却在贫困地区严重破坏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经济状况。其实基本健康生活习惯的指导(如洗手)就可以大幅减少这些疾病的传播。
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就顺利成章:增加那些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学生及其家庭、社区的生存状况和身心健康的课程,并在教学过程中增加学生的参与性,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学以致用。
长期以来,我们不证自明地认为提高学生分数就是教育质量。现在,需要有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我们坚定地相信,贫困地区的学生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学业方面的技能,而是能够让他们提升自己收入前景和身心健康的生活及生存技能。这些技能包括财商素养、创业技能、维持自身健康的能力以及一些管理能力,如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和项目管理的能力。”
这种模式被称之为“为生活而教”。在这种模式下,学校的教育目标从“达到一定标准测试的考试成绩”,转变为“对学生及其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福祉产生积极的影响”。
教育的具体内容以及教学方法论也必须发生显著的变化。首先,创业和健康模块将是会所有小学生必修的课程内容。第二,该模式要求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学生们以小组的方式进行学习,并且学会自行去解决复杂问题以及管理项目。
这正是Vicky在哥伦比亚的“新教育”项目的核心价值:与学习者生活相关的学习内容、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这三者的独特结合,可以帮助学生们掌握一整套的知识、技能、态度,使他们在离开学校后,无论是去上大学还是留在乡村,他们都能取得成功。这也是面向农村学生的素质教育的内涵。
是采取新的行动的时候了!我们需要继续为提高学业成就而努力,但是要用“达标+成长”的评价取代单纯的达标;同时,迫切需要找到一种能在贫困地区带来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教育方式,要开辟新的方向,实施“为生活而教”!
这并不是全新的概念。早在一个世纪前,杜威和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 即已开辟了这一方向。陶行知提出“来自生活的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为改善生活而教育”,提出生活教育的五大目标“健康的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生产的技能,改造社会的精神”,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样的原则,发明了“小先生制”等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农村教育、农村学校新的认知和定位。要在课程学业之外,加强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即综合素质的培养,增加口头表达、健康知识、理财教育、信息素养、团队合作、管理和领导力等方面的课程和教育。
这既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也需要有许多教育工作者参与第一线的实验,获得经验。如果每一所师范学院都有一所这样的试点学校,那么“新农村教育”的实验就有可能开展、起来,使许多无法胜任学业的农村孩子终身受益,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