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考工厂”之誉的衡水中学进入浙江，引发众议。杨东平、熊丙奇等诸多教育专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浙江省有教育官员也对这种引进表达质疑。 

这一点都不奇怪，没有一个研究教育的人，受得了这种一切为了考试，不顾人成长的教育方式。然而在一片质疑声中，这种学校反高歌猛进，走向全国。这些超级中学以“掐尖”的方式夺走其他学校的优质生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是，小型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则面临倒闭潮。

这些变化，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从历史上看，规模经营并非教育常态。孔子、耶稣、苏格拉底的时代，小而美才是常态。远古的教育“大咖”不是收不到学生，学生多了束脩多，并非无利可图。可教育这事常常是“队伍大了不好带”。无论是根据常识还是研究，小班教学才是更好的。小班也是很多学校吸引人的一个招牌。

我女儿由于现在在上高中，经常收到一些大学的招生简章。从中我看到，越是那些“好”学校，越强调班级规模小，师生比例低。普林斯顿大学宣称其师生比为1:5.加州理工更是1:3. 野鸡大学们倒是一个老师教一大批。班级多了，就外聘兼职教授，利用助教。学生上完四年大学，都未必有几个老师认识自己。

诚然，小型学校的撤并有客观原因。英国环境与发展专家弗莱德·皮尔斯（Fred Pearce) 2010年著有《未来的人口崩溃》（The Coming Population Crash) 一书[1]。书中通过翔实的数据，雄辩地预言世界人口面临崩溃。他的一些说法正在实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生育率降低，生源不足，继而导致老师缺乏职业安全感， 不愿久留小地方。

撤并也有主观原因：决策者常认为合并学校可以提高效率。衡水中学的扩张，是因测评手段单一，大家认为这样的学校管理模式，更能让学生出成绩。但这都是工业化思维范式，已经不符合未来人才的需要。

不合适的类比，也左右了大众的思维：教育被视为一次短跑，大家都不肯输在起跑线上，而习惯于让孩子全都去百米冲刺。学习应该做的是长线而非短线。教育不只是升学，而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可以得到更好的滋养，日后做事有能力，对人有教养，充分在知识、技能和态度上做好预备，经营有效且幸福的人生。

为追求效率而合并的趋势，在美国被强烈批评。我正好认识小型学校的积极倡导者，曾经写过多部倡导小规模学校著作的克莱格·霍利博士（Dr. Craig Howley) ，并书面对他进行了采访。对于美国向合并学校或者学区，向其要效率的做法，他认为很“资本主义”，也未必合理。1917年之前，美国50%以上人口住在美国农村地区。到了今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5％。霍利认为，合并的经济红利早已领完。而今的合并之后，只会增加管理成本。说句不好听的话，合并会砍掉教学人员，增加行政人员和机构[2][3]。这样的一加一减，其实是买椟还珠，稀释了学生可能得到的教育。

霍利、保罗·提俄巴德（Paul Theobald) 等学者积极倡导返回到小规模学校的模式。“小学校运动”引起了卡耐基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浓厚兴趣和大笔投资。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多为城市地区“设计的小学校”（small school by design)，而非农村地区自然形成的小学校（small school by accident)。比尔·盖茨希望找到借助小学校改进教学的“魔法子弹”，希望用钱砸出效果来。一些城区学校和学区为了拿到他的投资，什么承诺都可以给，结果当然以失望告终。

小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也不是解决方案，靠钱也未必都能解决问题。关键是教育机构和人员要在小规模中前提下对教学法加以调整，激发出师生比低、互动频繁、关注密切、个性化教学和反馈诸方面的优势。

霍利认为应该扶持自然形成的小规模学校，他本人对小规模学校的兴趣主要是在学术方面。他在多个研究中发现，小学校更有利于学习和进步。他的研究伙伴之一、教育专家艾德维纳·彭达维斯 (Dr. Edwina Pendarvis) 则认为，学校规模大了，会造成教育不公。小学校有利于弱势群体家庭子弟孩子的学习。在中国的情况也一样，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都是市场化办学。对考取清华北大有重奖，但入学存在学费门槛。这些教育机构对改进招生名额分配等问题并无助益，它们的存在，只不过是换种方式，切同一块蛋糕。让这些巨无霸多吃一点，让他人少吃一点。放任这种做法，会加剧而非缓解教育不公。

小规模学校的学生，一般会得到更好的教育。英国圣公会资助或控制大量英国小学，很多属很小规模的学校，但是教学质量却更优秀[5]。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广人稀的国家，小规模学校大量存在。他们通过教学革新的方法，解决编制、生源、培训等问题。美国很多人口稀少的州，如犹他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或立法，或拨款，保障小规模学校的生存权，这些小学校有些被归类为“必要生存的小学校”（Necessary Existing Small Schools）[6]。

如果某些小学校到了不撤不可的境地，事先应公示，透明决策，对于即将失去学校的学生妥善安置。失去学校的学生应作为失学灾民对待，理应给予交通、住宿、饮食的补贴。这是对宪法所含受教育权的基本保障，也是减轻他们家庭负担的现实举措。撤并学校会给家庭、社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孩子撤校后到城镇读书，家长往往要随着去陪读。如果不能给予适当补偿，会扩大贫富差距，更是让教育机遇的鸿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尚且存在的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应力图激发制度创新。这包括鼓励教师和校长参与小规模学校的培训。针对师资不足的现实，学校可以实施网上教学、本地辅导的复合模式，让本地师资负责教学设备的操作、材料和作业收发、答疑解惑之类任务，让更具教学水平的专家负责教学内容。国务院参事、《幕课革命》一书作者汤敏先生，就在不同场合，积极呼吁利用技术手段，把最一流的教学资源，带向最落后的地区。也有部分地区试验成功，其经验值得进一步推广。

除了技术之外，小规模学校也有教学方法上革故鼎新的机遇。霍利认为小规模学校能提供“真实”教育(REAL education)，亦即行动学习型农村创业教育（rural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action learning) 。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和我们知识分子回首往事空谈乡愁的做法不同，在乔治亚乡村教书的艾略特·维根顿（Eliot Wigginton），真的扎根乡下，钻研乡风民俗，将包括杀猪、造木屋、打猎等乡风民俗，做成了“狐火”系列畅销丛书，成了一个现象[2]。在几年前卡塔尔多哈举办的世界教育创新峰会上，我见识过西班牙一基金会在秘鲁所做的有趣试验：研究者让秘鲁农村的孩子通过养豚鼠等方法，边学边工作，效果良好［7］。

我的家乡盛产茶叶，可是农民摘茶，找不到销路而贱卖。如果老师有心，开展这种“真实教育”。比如设计、制作茶叶包装、开网店，等等，这里面的学问很大，估计语文数学什么知识都得用上。这关键是家长要有耐心，不急于求成。老师要有实施的想法和操作的方法。教育主管部门应找人提供培训，并给予资源支持。基于本乡本土的真实学习，也是密切教育和社区关系，增强家乡荣誉感的好办法。霍利在其著作中指出，撤掉一个乡村学校，就是社区的一个器官被切除，社区往往会随之凋敝。他和约翰逊、派特里为国家教育政策中心合写的一份政策参考资料中，甚至因为“学校膨胀”（school inflation) 的原因，提出“分拆”部分大学校[3]。

中国的教育部门，有必要淡定对待小规模学校的生存。不要遇到一点问题就去撤并，挑容易做的事情去做。盲目撤校，造成的社会问题，一时不会看到，但是迟早会爆发，这罪过必将由决策者承担。比如几年前的撤校潮之后，学生上学路途遥远。私人校车翻车，发生过车毁人亡事故。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撤一个学校很容易，把胶囊型学校做成精品，这才是本事。世界各地小规模学校大量存在，希望教育界多参考别人的做法，不再盲目撤并，搞教育大跃进。否则，将来大家会悔之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