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村民委员会选举赢得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贺雪峰，2000；仝志辉，2002；胡荣，2006；孙昕，2007；Manion，1996；Shi，1999；O'Brien and Li，2000)。一部分学者对选举的作用不太乐观(Alpermann，2001；Kennedy，2002；Zhong and Chen，2002)，另一部分研究者肯定了它对基层民主建设的意义(何包钢、郎友兴，2000；Manion，1996；Shi，1999a，1999b；Wang，1997；O'Brien and Li，2000；O'Brien，2001；Li，2001，2003)，认为选举会选出更负责任的村干部，能够加强村民与干部之间的一致性(congruence)，可以提高村民的权利意识与政治效能感。但是，这些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村民个体性特征对选举参与的影响，而较少关注结构性因素(如村庄规模和社区异质性)的作用。
近2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不断撤并村庄，调整村庄结构。如图1所示，1996～2010年，全国村委会的数量在这15年时间里逐年减少，由1996年的93万个下降到2010年的59.5万个。不过，推行“大村庄制”、建设大型农村社区却是比较晚近的实践。如诸城市于2011年将所有的1249个行政村撤并成208个居委会(曾向荣，2010)，河南省滑县将18个行政村合为一个社区①。在全国范围内，撤并村庄的实践像运动一样在各地铺开，“大村庄制”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未来政改的新目标”(刘越山，2008)。
村庄结构的变化影响了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开展。王小军(2007)观察到村庄规模的扩大导致了乡村社会的陌生化，村民在投票时往往对候选人知之甚少，因而难以理性地投票。何俊志、朱忠壹(2011)认为，村庄合并导致的社区异质性，使选票难以汇聚，候选人因而不易在选举中胜出。廖瑀(2007)以成都赛驰村为例，指出村庄合并后的村委会选举有利于来自原大村的候选人，而不利于属于原小村的参选者，因而选举会加剧村庄内部的矛盾，使派系竞争更为激烈(孙琼欢，2009)。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仅是提及村庄合并对村委会选举可能造成的影响，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已有研究还没有关注到村庄合并的3个意外结果。第一，村庄合并虽然提高了单一行政村的异质性，降低了村民对候选人的熟悉程度，可能影响选举的质量；但高社区异质性也会推动候选人加强自我宣传，以争取陌生村民的支持。第二，贿选和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宣传，是争取陌生村民选票的主要选举动员模式。但在村庄合并后，贿选成本因选民增多而提高，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选举宣传，往往成为更重要的争取陌生村民选票的方式。第三，在有公共问题的合并大村中，公共问题的存在通常会进一步降低贿选的功能，而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取向的选举宣传，有可能变成最重要的争取选票的方式。在这样的村庄中，很多候选人为了获得足额选票，纷纷宣传各自在解决公共问题上的立场，这在客观上有可能使村委会选举起到动员集体行动的作用，也可能使新成立的村委会成为集体行动的平台。
学者对村委会选举与集体行动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村委会选举赋予农民反对不称职村干部的武器，使农民有可能将不受欢迎的村干部选下台(Li，2003； Shi，1999b；O’Brien，1994)；(2)这一武器的有效性提升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继而刺激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包括开展集体行动的意愿)(Li，2003)；(3)村委会选举提高了村内干群的一致性(Manion，1996)，农民更有可能向村干部寻求帮助，以反对外部施加的权利侵犯(Li and O’Brien，1999；Li，2001)，同时，经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也更愿意保护村民的权利(Wang，1997；何包钢、郎友兴，2000)；(4)由于村庄干群一致性的提高，村干部更有可能与村民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外部侵犯，而这可能使一个村庄变成“失控的村庄”(runaway villages)(O’Brien，1994)。这些观点很有启发，但学者在研究时只探讨了选举结果对村民集体行动的影响，而没有看到选举过程本身可能具有动员集体行动的作用。另外，学者更经常观察到选举导致的干群一致性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而较少研究集体行动代表竞争村委会职务的行为。本研究试图补充这两方面的不足。
二、个案介绍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浙江省H镇②为个案，探讨村庄合并、村委会选举与农村集体行动的关系。H镇于2004年10月将74个行政村撤并为18个新行政村，其中有些行政村由多个村庄合并而成，是拥有庞大人口的超级村庄。HS村是其中之一，由6个原行政村组成，人口接近8000人。
在村庄合并前，地方政府于2001年初在HS村的土地上兴建化工园，到2004年底已有13家企业，主要生产农药、化学制剂和医药中间体。这些企业在创造了利润的同时，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因此不时引发村民的集体行动。事实上，这个化工园在建设之时就遭到了反对。2001年10月20日，村民因反对一农药厂迁至该化工园而发生了群体性事件，10个村民因扰乱社会秩序而被判以9个月至3年不等的刑期。这10个村民后来半数成为集体行动代表，不断到各级政府部门上访，反映当地的污染问题。其中4人还于2005年联合参加新合并成的HS村村委会选举，并有一人胜出；另一位胜出的候选人，也是因为借助了这些行动代表的力量。在这次选举中，25个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污染宣传。在村委会选举后不久，HS村的村民再次发起直接集体行动，试图通过日夜堵路的方式中断化工园的生产，周边村庄(如HT、XS、HTF)的农民不久也加入了这一集体行动的行列。经过长达两个月的直接对峙，地方政府最后迫于压力，关闭了整个化工园，整个过程被称为“H镇事件”。2008年4月底，地方政府组织了“H镇事件”后的第一次村委会选举，集体行动代表继续竞选村委会职务。但在HS和HT这两个村庄，没有一位候选人于第一轮选举中胜出。在这种情况下，镇政府没有组织另行选举③，而是为两个村庄指定了村务负责人。
本文所依赖的资料来自访谈与档案材料。作者分别于2007年4月初至7月底和2008年4月底至5月初(村委会选举期间)在H镇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调查，访谈了122个相关人员，包括市镇干部、村庄精英以及普通村民。同时，作者还搜集到各种档案材料和其他文字资料，主要包括官方文件、官员反思“H镇事件”的报告、官员的工作日志、私人日记、农民集体上访信以及新闻报道等，共3000余页。本文直接引用了部分的访谈和文字资料。
三、村庄合并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
研究者已观察到，在合并后的大村选举中，候选人很难赢得过半选票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何俊志、朱忠壹，2011)。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H镇。2005年初，H镇组织了并村后的第一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获得过半选票胜出的候选人较之前大幅下降。在村庄合并前，该镇原有185名村委会干部。地方政府拟通过2005年的选举选出114名村干部，但最后只有72位候选人获得过半选票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08年的选举中：地方政府给18个村委会分配了94个村委会职务，结果只有41位候选人获得过半选票胜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HS和HTF这两个超级大村中赢得选举的候选人更少。由10个行政村合并而成的HTF村，原有27名村干部，在2005年的选举中有3位候选人胜出，但2008年的选举中仅选出一名村干部(原定职位数为7个)。HS村原有村委会干部17人，只有两位候选人在2005年的选举中胜出，而没有候选人赢得2008年的选举(原定职位数为9个)④。
候选人难以赢得合并后村庄的选举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村庄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竞选的难度。一般而言，在传统村庄，因人口少，选民也不多，村委会选举的候选人要获得足额选票胜出的难度相对较低。但在合并成的大村中，单个行政村的选民动辄数千，多则上万，候选人要赢得村委会选举并非易事。比如HS村在2008年的选举中有登记选民6034人，也就是说候选人至少要赢得3018票才能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对参选者而言，争取3000多个村民的支持意味着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因此是个很大的挑战。
其次，村庄合并增强了社区的异质性，进一步提高了候选人胜出的难度。像HS这样的超级村庄，往往是通过行政命令硬性合并而成的。因此，它们通常只是在形式上合并了，但“经济并不掉，财政并不掉，土地并不掉”(TC-XGP)⑤，下属的自然村(即原来的行政村)之间仍“各行其是，貌合神离”(CC-SSW)。另外，由于村庄规模过大，村民之间无法充分互动，因此新合并而成的行政村不再像传统的村庄那样是个熟人社会，而是贺雪峰(2000)所说的“半熟人社会”，是松散的、社区异质性很高的行政体。在这样的村庄中，候选人要想赢得村委会选举，必须争取不熟悉村民和陌生村民的支持，而这对候选人而言又是一个挑战。
那么，候选人要想在合并后的大村中赢得选举，就必须比小村选举的参选者更致力于选举动员。在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传统村庄里，村民之间的互动以亲缘和熟人关系为基础(费孝通，1998)，因此参加村委会选举的候选人主要依靠的是亲友支持。贺雪峰(2000，pp.68)甚至认为，“在熟人社会中，大抵不需要进行竞选，也很少有拉票的空间”。H镇的一个乡镇干部也认为，在传统村庄的村委会选举中，“选票基本上都是定型的，我的亲戚，我的朋友，该选我的都会选我”。另外，因为村庄规模小，选民对候选人知根知底，“说实在的，也没有必要用什么选举口号之类的东西”(TC-LXT)。但是，在合并而成的超级村庄中，候选人往往无法通过亲友关系获得足额选票。他们要想在竞选中胜出，就必须争取不熟悉村民和陌生村民的支持，因此选举动员相对于传统村庄中的选举，变得更为重要。正如那位镇干部所言：“(村庄)合并以后，HS有6个村，七八千人口，没有一点宣传的话，谁认识你?”(TC-LXT)。
贿选是争取不熟悉村民和陌生村民支持的手段，但这一选举动员模式的成本因村庄合并而大幅提高。比如在HS村，一个候选人要想在2008年赢得村委会选举，至少必须争取3018张选票。我们假设这个候选人可以通过传统人际关系网罗1000个村民的支持，那么他还需要通过选举动员再争取至少2018张选票。如果他完全通过贿选的方式获得这些选票，且每张以10元⑥计，那么选举的花费为20180元。这笔费用，对普通农民来说不是一笔小钱，因而往往无法承担⑦。所以，不富裕的候选人要想在村委会选举中胜出，必须采取其他的选举动员模式。
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选举宣传是争取不熟悉选民和陌生选民支持的另一选举动员模式。对那些不能或不想在选举中付出经济代价的候选人而言，宣传自己在解决公共问题上的主张这一做法是争取选票的有效做法。比如在H镇合并后的大村选举中，大部分候选人都提出了竞选承诺书，列出自己当选后将要着重解决的公共问题。没有提出系统竞选承诺书的候选人，也至少有一两句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宣传口号。事实上，即使那些能够承担贿选成本的候选人，也会同时开展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选举宣传，以保证获得足额选票。
特别是在有公共问题的合并大村中，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选举宣传(主要表现为集体行动动员)变得更为有效，因为公共问题的存在往往会进一步降低贿选的作用。比如对HS村村民而言，“没有化工厂时，村里谁当村长都一样”(L-WZF)，因而在之前的选举中，村民除了因人情关系而不得不支持某一候选人外，往往会把选票投给提供好处最多的候选人。但是，工业园建立后导致的污染问题，改变了村民的投票偏好。对很多村民来说，贿选常用的小恩小惠⑧失去了吸引力。因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深受污染之苦的村民希望通过选举，将那些愿意带领村民解决污染问题的候选人“推上去”。正如一个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说，“反对化工厂的人，村民比较信任，老百姓要优先选他们”(V-WGW)。
四、大村选举与集体行动
在合并后的大村中，当解决公共问题成为村民对干部的最大期待时，村委会选举可能促进集体行动的动员与展开，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候选人因难以在合并后的大村选举中胜出，往往采取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集体行动宣传这一有效的选举动员模式，宣扬自己在解决公共问题上的立场。如果相当候选人采取这一做法，村委会选举在客观上可能变成集体行动的动员平台。第二，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集体行动代表因其参与集体行动的历史，证明了他们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坚持，因此更有可能在合并后的大村选举中胜出。由集体行动代表和背负解决公共问题选举承诺的候选人组成的村委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应对群体事件的动员结构。
在2005年HS村的选举中，25个候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集体行动宣传，以克服在新合并成的大村中难以赢得选举的困难。首先，参加村委会竞选的集体行动代表高调宣扬他们的反污染主张。在那次选举中，5位行动代表联合起来，组成了选举团队，每人互为团队成员拉票，争取村民的支持，他们将这一做法称为“联票参选”。这5位参选者之所以“联票”，是因为对他们而言，“谁上去都一样”(L-WZF)，都可以利用村委会开展反污染行动⑨。这5位候选人联合参选本身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同时他们还以十分明确的集体行动口号进行选举动员。一个集体行动代表说，“我们想当干部就是为了赶掉化工厂”(L-WTJ)。
那些未必有解决公共问题意愿的候选人，为了克服大村选举的困难，也进行了集体行动宣传。在 HS村2005年的选举中胜出而成为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是当地的一名企业家，他本身并没有很强烈的领导集体行动的意图，但也进行了广泛的反污染宣传。他在竞选传单中写道：“HS村是以农业为主的大村庄，多数乡亲都以种田为生，相当一部分以种菜来改善自家生活和增加经济收入。现在，农田种的菜都死了，原来自家有的吃的菜都得向市场买。这使每家每户都增加不该有的开支，种菜户损失更大。目前，我若当选，这是应该全力解决的头等大事……绝不辜负HS村乡亲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虽然不同候选人开展反污染宣传的动机不同，但不管是集体行动代表目标明确的鼓动，还是其他候选人的借题发挥，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集体行动动员的作用。
在有公共问题的大村中，集体行动代表更有可能获得足额选票胜出。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选举宣传，虽是大村选举中重要的动员选票的手段，但村民并非对所有的候选人的宣传都一视同仁。对选民而言，集体行动代表所开展的宣传的可信度远高于其他候选人，因为他们已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坚持。在HS村2005年的选举中，那5位联票参选的集体行动代表，被HS村的村民奉为“有功之臣”。所以，当他们站出来参选时，不少村民主动帮他们拉票。参加联票参选并胜出成为 HS村村委的一位集体行动代表说，“我自己没怎么去搞”，“都是老百姓帮我搞的”(L-WTJ)。事实上，那位胜出的企业家，不仅借助了集体行动宣传的力量，还利用了5位联票参选的集体行动代表的影响。WZF是核心集体行动代表，他坦言：“我们几个人出来选村委，还联票了，他知道我们的影响还可以，(就)过来找我们，(让我们)帮他拉票。”(L-WZF)
在HS村，由集体行动代表和背负解决公共问题承诺的候选人组成的村委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动员结构。一位市级领导在反思“H镇事件”的报告中写道：“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后，村庄的原班子成员绝大多数落选，而原村干部的反对派，打着‘反腐败’、‘把企业赶出去’的竞选口号和纲领，当选为村干部。”这些“新干部”因为选举承诺，在“H镇事件”中没有很好地配合地方政府。参与处理“H镇事件”的工作组成员普遍反映，“村干部对上级有一套，对闹事的人又一套，是中间派，同情派”，“叫村干部去做工作很难”(来自工作组会议记录)。
五、空巢村委会的产生
2008年4月底，H镇举行了“H镇事件”后的第一次村民委员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HS村和HT村这两个“H镇事件”的主力村庄，没有一个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过半选票胜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没有组织另行选举，而是为HS村和HT村分别指定了村务负责人，这两个村庄的村委会因此成了没有民选干部的村委会，本文称之为“空巢村委会”。
在H镇，空巢村委会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在大村选举中胜出的困难和集体行动的影响是最主要的两个因素。首先看前一因素的影响。在2005年的选举中，HS村的两位候选人主要通过反污染宣传而获胜。但在化工厂迁移后，候选人在2008年的选举中失去了集体行动宣传这一凝聚选票的宣传把手。集体行动代表虽然仍比其他候选人更具优势，但均未能获得过半选票。如一位行动代表在2008年的选举中获得了1800多张选票，其所得票数在所有候选人中位居第二，但HS村共有6034名登记选民(参见表1)，因此他还差1200多张选票。HS村原村委会主任在2008年的选举中获得2500余张选票，票数虽位居第一，但仍未足票。在由4个小村合并而成的HT村，一位集体行动代表也参加了2008年的选举，但仅获得705张选票。
其次，“H镇事件”加剧了村庄的派系对立，不同派系在选举中激烈地争夺选票，导致了选票的分散。H镇派出所于2005年8月3日呈递给县政府的题为《H镇HS村近期动态》的汇报中提到：“HS村现存在新老干部之间的两大阵营。老干部一方以五村人WYF、WRL、WHH、 WGH、WGY、WYS、WHM、WHQ等为骨干成员，以及HS一村的WJY、HT村书记LBM、三村书记WLD，还有二村的WHP等人组成。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化工园区建设中有既得利益，在拆棚、拖车、征地等工作中与政府保持一致。新干部一方以五村的WTJ、WHS、WWJ、WRD、 WYF、WRH、WJD、WHS、WZA、WRT等以及总村村长WHT组成。他们有大多数的村民和绝大部分老人的支持，引起或参与搭棚，在拆棚、拖车、征地等问题上步调与政府不能保持一致。”在一些村民看来，“经过‘H镇事件’后，人心比较分散”(V-WKH)，特别是在村庄精英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派系分裂。派系的对立表现在选举上，则为各派对选票的剧烈争夺，其结果导致了选票的分散。
再次，空巢村委会的产生还与无候选人的直接选举方式有关⑩。《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三条规定，村民委员会选举“可以实行有候选人的差额选举，也可以实行无候选人的选举”。H镇在2008年的选举中采取了无候选人的直接选举。这种选举办法导致了两个后果：(1)选票被分散到众多竞选者身上，单个候选人获得过半选票胜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2)无效选票增多，因为选民在投票时，必须直接填写被选举人的姓名，这对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来说是个挑战，很多选票因无法辨识而被作废。比如WHT这个名字，在HS村有4个村民叫WHT，而且在HS四村还有两个同此名的村民。所以，如果在选举中要选原村委会主任WHT，必须填上“四村六份 WHT”才是有效投票(VC-WHT)，这样的要求对大部分村民来说显然过高。同时，因为WHT在“H镇事件”中没能积极配合地方政府，镇干部不希望他连任村委会主任，因此在唱票时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辨识标准，这种做法提高了WHT所得选票中的废票的比例(V-WGW)。
最后，地方政府的控制是空巢村委会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在第一轮选举无人胜出的情况下，深受“H镇事件”冲击且认为村委会干部是幕后策划者的镇政府，在无人胜出的情况下没有组织另行选举。根据《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当选不足三人或者主任、副主任都未选出的，应当就不足的名额进行另行选举。另行选举可以实行有候选人的选举，也可以实行无候选人的选举。实行有候选人选举的，应当实行差额选举，正式候选人按未当选人得票多少为序确定。另行选举以得票多的当选，但得票数不得少于参加投票选民的三分之一。另行选举应当在选举投票日当日或者在选举投票日后的三十日内举行。”在2008年的村委会选举中，H镇18个行政村中有10个村庄的村委会成员不足3人，且HS村和HT村无一人胜出，但地方政府均未组织另行选举，而是直接给HS村和HT村任命了村务负责人，对其他村庄也没有进行补选。HS村和HT村不少村民清楚地认识到空巢村委会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还是选起来好，有个机构，选比不选好。这样有什么事情，支委和村委也好商量一下，村委也可以监督支委。选不出来，机构不全，老百姓是要吃亏的”(L-WQF)。我们可以看到，在导致空巢村委会产生的各个因素中，地方政府的控制最为重要，因为如果地方政府按照法律规定组织选举，直到选出足额的干部，就不会有空巢村委会的产生。
六、结论
通过对H镇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村庄合并对农村社区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适度的村庄合并可以节约公共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党国英，2010)，增加土地供给，促进新农村建设(侯颖，2011)，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林聚任，2012)，但盲目地搞“大村庄制”，则会影响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生活成本(党国英，2010)，弱化村民的社区意识(刘艳敏等，2012)。同时，村庄合并也可能产生一些意外的结果，比如本文所探讨的村庄合并对村委会选举和农村集体行动的影响。
村庄合并扩大了村庄的规模，增强了社区的异质性，从而改变了村委会选举的逻辑。在合并大村的选举中，候选人通常无法单纯依靠人际关系获得足额选票，必须通过选举动员以争取不熟悉村民和陌生村民的支持。在大村选举中，贿选和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选举宣传是争取“关系外”村民选票的主要方式，但村庄合并大幅提高了贿选成本，从而使那些不富裕的候选人(甚至包括那些企业家参选者)更多地选择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选举宣传。
在有公共问题的合并大村中，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取向的宣传(主要表现为集体行动动员)往往成为最重要的选举动员模式，因为公共问题进一步削弱了贿选的功能。在深受化工厂污染的HS村的选举中，大多候选人为了寻求支持，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集体行动宣传，这使村委会选举在客观上成为动员集体行动的平台。在同等情况下，集体行动代表因其行动历史，更容易在村委会选举中胜出。由集体行动代表和背负选举承诺的候选人组成的村委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动员结构。
HS村在“H镇事件”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变成了空巢村委会，即村委会没有经由选举产生的村干部。首先，当公共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后，候选人在“H镇事件”后的选举中失去了集体行动动员这一凝聚选票的把手，再次面临在大村选举中难以胜出的困难。其次，集体行动的影响是空巢村委会出现的另一重要原因。在H镇，地方政府部分官员认为由集体行动代表和背负选举承诺的候选人组成的村委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控制基层社会的能力，因而在HS村和HT村没有候选人于第一轮选举中胜出的情况下，未组织另行选举，这是空巢村委会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目前有关村委会选举的文献虽十分丰富，但已有研究主要探讨选民的个体性因素对选举的影响。本文从结构性因素出发，研究行政合并导致的村庄规模的扩大和社区异质性的提高这两个方面对选举进程及结果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其次，有关选举和集体行动的关系，本文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村委会选举结果会影响集体行动的开展。但本文还进一步指出，选举过程本身具有集体行动动员的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空巢村委会”的概念，分析了空巢村委会产生的原因。将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空巢村委会的存在对村庄政治的影响，探讨如何防止空巢村委会的产生。
注释：
①参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hqsj/hqlw/2011-02-26/content_1869244_2.html.
②文章中的地名和人名均作了匿名化的处理。
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第十五条规定：“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当选人数不足应选名额的，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的，第一次投票未当选的人员得票多的为候选人，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所得票数不得少于已投选票总数的三分之一。”H镇镇政府在2005年和2008年的选举中未就不足的名额开展另行选举。
④数据来自H镇一退休干部JGR撰写的《村级规模调整后的思考》和H镇镇政府制定的换届选举统计表。
⑤本文对访谈资料进行了匿名化编码。编码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代表被访者的身份，分别有VC(村干部)、TC(镇干部)、CC(市级干部)、L(集体行动代表)、V(村民)；后一部分是被访者的代号，如CC-SSW在引用时指的是对市级干部SSW的访谈。
⑥在实际的贿选中，每张选票的价格要高得多。
⑦当然，对富裕的企业家而言，这不是一笔大的开支，这部分可以解释为什么浙江有相当多村庄出现了富人当选的情况。如有调查显示，浙江省义乌市的六成村官属“富人群体”，参见：http：//news.sina.com.cn/s/2003-10-08/1246877969s.shtml.
⑧候选人一般通过提供香烟、毛巾、食用油等小礼物吸引选民的支持。
⑨这些集体行动代表之所以要联票参选，是因为他们相信成为村委会干部有利于开展集体行动。他们最直接的想法是，如果他们中的一人当了村委会主任，那么至少可以在上访信中盖上村委会的公章(L-WZF)。
⑩当前，无候选人直接选举制在村委会选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广东约有七成村庄采取了这一制度(黎秋玲、宁彪，2012)。该制度的优点在于减少了中间环节和人为控制，更能保证每个选民的被选举权。在理论上，无候选人直接选举制是更自由、更公平(free and fair)的制度，因此更有利于村民选出自己真正认可的村干部，也就是说村民与干部之间的一致性(Manion，1996)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而根据李连江(Li，2001)和欧博文(O'Brien，1994)等人的研究，干群一致性的提高更可能使村干部和村民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外来侵犯。同时，该制度的推行也使选举动员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在理论上选举过程本身也更有可能成为集体行动动员的过程。不过在现实中，该制度更经常地导致空巢村委会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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