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流动人口的增长。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人口开始进行史无前例地流动的30年，也是流动人口迅速增长并成为现代化建设生力军和伟大力量的30年。流动人口既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出现的最重大的一个社会现象，也是中国目前和未来面临的最重大的一个挑战。
人口流动的巨大影响
在传统的二元结构体制下，各项政策都限制农村劳动力要素向城市的流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工业化进程和城市的扩张越来越需要大批劳动力的补充与支持。尽管面对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和远离家乡的种种艰难困苦，成千上万的农民仍然从田间地头走出来，顽强地涌入城市打工和生存。1982年，中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仅有657万，199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135万，2000年增加到1.02亿，2005年又跃升至1.47亿。从1982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规模增加了22倍之多。如果说30年前流动人口还是少数人，现在他们在全国人口总量中已经占到了11.27%；如果说30年前流动人口还是局部地区的现象，现在他们则无处不在。在全国每一个城市和农村，都能看到流动人口和流动人口家庭的身影，感受到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亿万流动人口和人口的流动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流动人口的六大变化
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流动人口，其特征和趋势在30年中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一，流动的原因越来越经济化。根据统计，1987年由于经济型原因（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分配工作、学习培训）而流动的人口占整个流动人口的36%，而到200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0%。与此相反，1987年由于社会型原因（投亲靠友、退休退职、随迁家属、婚姻迁入、拆迁搬家）而流动的人口占56%，而到200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3.7%。第二，流动时间长期化。20世纪80年代初，流动人口以短期的、临时的打工农民为主体。农民出外打工，短则几个月，长得一般也不超过一年。但这种趋势在最近十几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7年，在外居住5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只有700万，到2000年达到3400万，2005年高达4600万。也就是说，目前流动人口的1/3都是连续外出5年以上的人。在有些城市，如北京，高达42%的流入人口已经在北京居住5年以上了。流动时间长期化的趋势，对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就业、社会保障、居住、治安、交通、基础设施等带来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对流出地的劳动力结构、社会发展、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老人抚养等造成深刻而长远的影响。第三，流动人口成年化。80年代初，流动人口中0-14岁的儿童占33.6%，65岁以上的老人占8.5%，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57.9%。2005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幅度攀升到84%，相应的，儿童比例下降到12.5%，老年人比例下降到3.5%。不仅如此，流动人口本身的年龄构成也更加成年化，更加“老化”。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已经从1982年的28.2岁上升到30.4岁，年龄中位数从23岁上升到29岁。这说明，流动人口中劳动力人口越来越成为主体，而且劳动力的年龄还越来越成年化。改革开放之初以农村未婚年轻人外出打工为主的局面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年人也加入了打工者的队伍。第四，流动人口的性别比越来越均衡化。80年代，由于珠三角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建立和扩张，吸收了大批来自农村的年轻打工妹，造成流动人口中男性大大少于女性的状况，流动人口的男女性别之比为94:100。90年代，这种局面出现了惊人的逆转。在“打工”对“务农”的巨大比较优势吸引下，农村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开始纷纷急切地追随“打工妹”，也涌入城市部门。1990年，流动人口中男女性别比猛然上升至125:100，男性流动人口数量迅速超过女性。而后，随着农村劳动力的继续流出，大量已婚的青壮年妇女也加入流动人口，整体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例又趋于平衡，2005年流动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01:100，回归到正常人群的水平。第五，流动方式家庭化。在80年代初，流动人口中以单独外出打工者为主。随着这些打工者在城市逐渐站住脚，居住时间逐渐长期化，夫妻双方一起流动，或包括子女在内的举家流动越来越多。一些城市的抽样调查表明，家庭化的流动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0%。随着流动人口生活和居住条件的改善，特别是随着城市对流动人口就业、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平等化”过程的推进，未来流动人口中家庭化的趋势还会越来越大。第六，流动人口“知识化”程度不断提高。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农村，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但是这种局面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1982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中文盲者比例从29%大幅度下降到5%、小学者比例从39%下降到23%，而流动人口中受过初中教育者的比例则从23%上升到47%，高中的比例从8%上升到17%。更令人惊异的是，受大专以上教育者的比例竟然从1%飙升到7%。全国流动人口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已经有15万之多，而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已经高达300多万。流动人口不再是以前人们认为的低素质、低教育水平的群体，他们是农村人口中流出的精英，是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8.89年，高于8.30年的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流动人口的三类问题
作为一个新出现的事物，作为一个迅速膨胀的人口群体，流动人口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夹缝中生存得十分艰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流动人口带来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经济学家估计，流动人口创造了中国GDP的20%。但是，流动人口从当年的“盲流”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与其说是引导的结果，不如说是亿万农民用自己的双脚在荆棘中趟出道路的结果。时至今日，在解决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面前，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仍然显得苍白无力。从总体上说，流动人口问题可分为三类。第一是流入地的问题。中国社会体制一直是划分为城乡的二元结构，城里人是居民，乡下人是农民。流动人口恰恰是乡下的农民进城打工和生活，流动人口与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严重冲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体制上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包括就业歧视、权利歧视、待遇歧视等）和缺失（包括社会保障缺失、医疗保障缺失、养老保障缺失等）严重影响和损害了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虽然近年来中央下发了一些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文件和规定，但远远没有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第二是流出地的问题。流动人口基本上为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近两亿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留下的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农业生产问题、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问题都紧紧与流动人口流量和流向高度相关，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效的政策。第三是流动人口的未来去向问题。相比较而言，这是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进城的几亿农民，是留在城里，还是返回农村？中国城市化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70%的城市化目标如何实现？农村人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从农村流向城市、定居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欧洲就是这样完成城市化的。但是，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体制，造成几亿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农民无法定居在城市，只能以农民的身份，以流动人口的形式长期居住和工作在城市里。这种格局如果是短暂的尚可，如果这种格局继续10年、20年甚至30年、50年，中国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呢？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的同义语。因此，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全局的高度、长期发展的高度对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加以审视和考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