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形塑了历史发展中的过往形貌，也催生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全新经验现实和社会问题。同时，在我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背景下，学者对于流动人口的相关研究也展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式经验”。
一、文献回顾：研究框架和讨论起点
当前学界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学探讨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的视角。一是体制结构性视角，该视角是对现代性讨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它关注的是由现代性过程引起的农村流动人口问题（如社会冲突、社会排斥和刚性的社会分层等），其重点在于通过制度建设、政策引导与结构调整来恢复城乡流动机制的平衡。①二是社会建设的视角，这一研究取向更加重视建设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并提倡在体制和市民社会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学干预”，以此来再造一个流动人口的权力群体②，实现真正公平公义的“包容性社会”。三是主体实践性视角。这一研究框架集中探讨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行为和实践表达，其更加凸显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间的二元张力中所体现出的策略性选择。③从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明显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政策意向性和现代性面向的学术讨论显得过于宏观，而主体实践性的研究仍需要继续深挖个体能动性的展现及动态面貌。以往研究先在地预设了社会结构对主体行为者的约束或促进作用，而忽视了行为者对结构条件下的资源和规则的把握。具体地说，研究过于强调为该群体提供单一的制度保障，从而解决他们在城市生活适应、稳定就业、生育健康服务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这类保障的设想和构建，在何以贴近农村流动人口的真实处境，如何应对不同亚群体的异质性需求以及怎样处理流动和需求变迁等方面上显得比较苍白。这种对社会结构和社会保障过于频繁地探讨，只能使研究流于平庸。在当前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缺乏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式参与以及个体化配合，制度的失灵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现实。其次，数理统计的研究方法化约了农村流动人口的生命的色彩。量化研究方法既与宏观的结构主义范式一脉相承，又是人口学和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和学科化根基，其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不容置疑。不过，笔者认为在数理统计之中，农村流动人口总处于一种“双重他者”（double otherness）的尴尬地位——农村之于城市的他者以及研究对象之于研究者的他者。他们的所想、所需通过数字的“转译”而被简单地打包到年龄分层、职业属性、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等测量指标中去，而这一群体所遭遇的困境并非能全由问卷所包括“进去”与反映“出来”。有论者指出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面临一个微观转向的问题，此类微观层面中所蕴含的人文向度则意味这些问题往往难以通过量化的方法加以研究，在“动手”之外，还须“用心”。④因此，“用心”说明了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统计分析去获得农村流动群体的外部特征，而需要通过具体的言语和场景去体会他们带有“体温”的生命感受。而怎样让农村流动人口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能够本真的得以呈现，同时不被城市人或者学者的偏见或先见所扭曲和屏蔽，这是当前学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最后，由于缺乏具体的途径，以实践为导向的农村流动人口研究失去了有效的载体。为了满足研究范式的符号化和学术性常识，大部分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都以抽象及概括化的他者形象为基础，并人为地假定一系列“应然——必然”之间的空泛关系，因此重回丰富的现实和绵延的实践中才能化解当前的研究瓶颈。⑤不过，“迈向实践”与其说是一种可供操作的具体细则，倒不如说是一类总体性的口号和方法论的纲要。实践面向的流动人口研究，虽然主要依靠于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或对实践逻辑的深度挖掘来实现，但它迫切需要的是更为生动、新颖的观察棱镜和理解范式。这是因为布迪厄语义下的“实践”虽然是与独特的“场域”构型相关联的，但当前的研究过多地借用实践概念的表层语义，而不对其进行特殊化地处理，也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去追求一种总体论的解释模型。实践是脱离不开身体的，身体所蕴含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加深我们对于实践的认识。农村流动人口群体有着独特的经历，如在不同空间流动过程中心理或生理需要、子女生育、后代抚育及家庭角色等问题，一方面使得该群体的实践充盈着丰富的动态信息，而另一方面则提醒着我们必须在概括性的社会实践中找到具象的切入角度。这一角度要能够体现出流动人口自身的实践特点，从而使得对该群体的研究不被实践的总体性分析所湮没。因此，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需要从他们实践、情感与切身需求出发，以一种近距离、宽领域和真情感的方式去反映该群体所遭遇到的新问题。针对当前的流动人口研究，我们必须有效地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何以真实地反映他们在流动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怎样切身地体会他们在不同时空里的生命态感受、如何具体地还原他们在互动状态下所面临的优势和困局。而要将这三种视角通透地融会在一起，就必须采用新的理论观照模式，身体社会学作为一种晚近的社会理论，或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条带有启发性的思考线索，因为身体是一种语言、记忆和文本，它能够重新体验和发现流动人口群体中被“遮蔽”或“遗忘”的经验世界。⑥
二、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及其解释力
身体社会学是一项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反思，它一方面考察身体的社会生产、社会象征与文化意义，国家、制度、权力对身体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则注重身体实践对社会、文化的建构。在身体社会学看来，身体是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未完成的现象。行动者被看做是“具身性的主体”，即承认生理的身体因承载了主体的实践而具有一定的社会“突生”（emerge）性质，这便承认了身体内在固有的双重性质——社会属性和生理属性。社会学对身体的关注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理论的经典时代，虽然传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宏大叙事”问题，身体往往呈现一种“缺席在场”（absent-presence）的状态，⑦但是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都涉及到了身体。在他们的理论分析和现实关注中，身体以一种“隐而不显”的方式得以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身体既是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身体的再生产既是人类生命的延续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涂尔干认为身体有两个层面：生理性的身体和社会化的身体。韦伯则认为，新教伦理通过对身体享乐欲望的严格压制和身体建设性力量的极大发扬，有力地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⑧因此，“古典三圣”的论著已大致勾勒出了身体的生产性、强制性和伦理性，这也为我们研究农村流动人口的劳务过程、社会境遇和城市体验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前提。在现代社会学中，戈夫曼（E. Goffman）以一种微观的视角，对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身体互动进行详细的分析，这可以促使我们加深对流动人口群体城市适应的理解。⑨福柯（M. Foucault）将身体研究推向了政治层面，建立了身体政治学。同时，他将身体政治学区分为“解剖政治学”和“生命政治学”。前者包括对个人身体的规训，对个体的临床检查和微观辨别，而后者则是指国家、政府采用人口统计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科学对整个社会人口的监督和管理。⑩埃利亚斯（N. Elias）则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从身体行为的文明化过程入手，考察了作为文明进程载体的身体（civilized body）。（11）笔者认为，福柯和埃利亚斯的身体研究都指向了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转弯”与个体生活方式改变间的复合结构。这一新视角为我们厘清农村流动人口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的具体社会现实提供了借鉴。布迪厄（P. Bourdieu）、吉登斯（A. Giddens）和鲍曼（Z. Bauman）则从超越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身体。布迪厄认为，身体是惯习和场域共同作用的产物，反过来也影响着这两者。而且身体也是一种资本，在不同的场域和惯习的作用下，身体可以转化为身体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不同的资本类型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品位、性情倾向、生活方式、社会表现等，并通过特殊的符号加之于身体，通过身体表现出来。这种身体的差异性表现标志并建构着阶层之间的区隔，其更体现了一种权力和社会不平等。（12）吉登斯则指出，身体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这些身体活动反映了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并影响到个体的自我建构。（13）布迪厄和吉登斯的理论将身体与社会关系、资本积累、自我认同和现代性维度等学术议题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议题则给流动人口的空间适应、社会互动和政策导向的讨论提供了新的养分。鲍曼将身体放在了消费社会的视阀中进行阐释，他认为现代社会要求行为者拥有一副“易于适应的、可以调整的、具有吸收性的身体，”（14）以此来获得现代性独有的良好感觉，这也为我们认识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和都市体验提供了身体化的注解。所以，身体也有机地联系着自然与文化、主观与客观、结构与个体等传统意义上的二元范畴，并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中构成了社会性别和社会公平等内容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当代的身体社会理论强调通过身体去理解和关照人与社会间的互动与构型，以化解单一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等偏狭认知，在此基础上，也为“实践的模糊逻辑”提供了具象的观察起点。与此同时，身体社会学中的“身体”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尤其是在两性的问题上，身体的视角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反思父权的有效窗口。（15）当代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具体存在，它不仅看到了女性身体如何以多种方式承载了众多的不平等关系，而且认识到这种压迫深埋于女性的“活生生”的肉身之内，因而，其不能简单地归于福柯意义上的话语或者社会结构之类的知识隐喻和外在建构。综上，笔者认为身体社会学不仅在理论上为流动人口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而且它所倚重的社会建构视角、文化视角和现象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也与流动人口研究中的社会性别视角、民族志方法等有不少共通之处。而正是这种“亲和性”促使了身体社会理论对农村流动人口议题将有质的提升。
三、身体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村流动人口研究
（一）身体社会学带来的新议题
当前对流动人口的研究，身体社会学对继续深化相关的学术探讨给予了充分的理论想象，而基于身体的探索所激发的学术灵感也构成了流动人口研究的新议题。身体的社会生产和生理生产具有明显的“结构二重性”，即行为者通过身体获取规则和资源，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又参与到社会结构的和自我身体的形塑中。不过，生物性的边界与社会结构都存在一定的“韧性”，生物特征与社会属性间并不能彼此通约。具体到农村流动人口的身体社会生产，身体不断地卷入到城乡结构和社会性别的再生过程之中。何明洁曾通过长期的个案调查指出，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身体呈现往往会被劳动市场所利用，身体的年龄化差异催生了“对女性角色的去性别化使用的大姐/专制政体”和“对女性外形性化（sexualization）使用的小妹/霸权政体”等两种形式，性别化和年龄化的身体有力地揭示了资本经由劳动过程将女性气质拆裂使用以确保占有剩余价值的事实。（17）同时，流动人口的社会性别结构也透过行为者的身体得以维持或改变。相关学者利用对疾病的现象学还原，认为性别等级制度和父权制规范“是通过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对身体的性别塑造，成就了两性有高下之分的身体，并最终牢牢地复制了社会性别等级制度”。（18）流动人口的生理生产与身体间具有更加紧密的切身关联，并不意味着身体不再受到社会场域的牵制和影响，它只是将我们的视野放置到社会性与生理性相融合的一面。身体的生理生产是在家庭和社会性别规范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流动人口的生理生产不但会映射出社会体制对于个体的约束或促动，而且也能体现个体在这一规定性文本中的理性选择和身体能动性。农村流动家庭往往将“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拆分在城乡两个空间中进行，身体往往在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合力下不停地找寻一种最有效率的流动方式，而这一方式也孕育着巨大的生理风险因素。有研究者指出由于人口频繁的流动，较多的女性未婚者仅使用传统的避孕方法，而且不能坚持使用避孕药具，因而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生殖和避孕问题。（19）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流动人口的身体消费现实不断地更新了研究者的眼界，对该群体的性消费研究则是当前新议题的热点之一。从性别的视角出发，父权社会中流动人口的性消费有一个隐藏的逻辑，即女性的身体被男性所消费。但是对身体的消费也将两性内部的阶层分化做出了明确的区隔，如有研究认为，农村男性通过流动人口“谈小姐”（对小姐身体形象的话语消费），体现了体现着民工群体对于自己在城市生活中的极为弱势的社会地位的表达，并使我们看到了权力阶层的男性与农村流动男性群体之间构成的一种阶层张力和后者内部出现的某种分化。（20）同时，流动人口的性消费也确实存在着不同层面的隐忧，这是通过疾病的身体得以折射出的现实困境。尤其是当农村流动女性构成了性服务者的主体时，该群体便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21）疾病的身体与流动的现实间的矛盾因而成为了一个需要重视的人口健康问题。同时，在消费社会中，通过身体表现出的“身份”（22）也开拓了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边界。如潘毅通过对女性流动人口的长期观察，认为她们想获得城市身份的“种种梦想——渴望消费欲望满足、向现代自我转变，以及追求现代女性美来掩饰自己农村身份——最终只能强化其阶级和性别差异”。（23）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将流动人口“情境身体实践”（situated body practice）的身份观念，作为理解身体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的理论（或方法）框架。身份的获得不仅是身体的外貌呈现或外在评价，它更代表了农村流动人口对于现代性的体验和内在的微妙感受。关注他们的微观体验既是理解一个群体眼中流动的、另类的和真实的现代性内涵，也是获得他们抽象语言和生活叙事的有效方式。总之，身体社会理论有机地弥合了传统的二元知识分割，并在消费社会理论、第二波女性主义、老年化议题的推动下，逐步地将以实践为主要取向的流动人口研究推向多元和深入。从身体的角度去看农村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障、家庭关系和工作特点等方面，我们或能发现他们在城市适应或乡村再融入中的新问题。
（二）身体社会学视角带来的新方法和新工具
身体社会学视角的引入，也为流动人口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和问题定位。第一，以“理论”的身体为观察窗口为流动人口的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概念。由于空间的位移、实践场景的差异性和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变化，农村流动人口会面对复杂和多样的微观问题。如女性流动人口会涉及到母职的问题，及在不同的空间和人际关系中处理诸如亲子的抚育和教育、家务和工作的平衡以及农忙时间农活与工厂作业的冲突等等。所以，她们的生存状态并不能被单一的结构论所认识，我们必须根据这一群体的流动性、空间性和社会性别属性的不同特点，将其放置于更加微观或个体的生活情境里进行考察。如有学者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以餐饮服务业中农村女性流动人口为观察对象，抽象出了“性别化年龄”（gendered age）这一重要的理论概念，并通过她们的身体呈现揭示了该群体对于资本剥削合理性的妥协与归顺。（24）同时，也有论者从身体再生产出发去关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对于流动人口身体和空间的制度性安排，进而发现了当代劳务工家庭中“流动的父权”——由于乡村家庭不成比例地吸收了农村流动人口从城市中转移出来的人口再生产，社会空间的割裂，代际、两性关系间资源和风险的非均衡性分配便使得矛盾冲突不断地累积在那些“身在城市，根在农村”的流动人口中，而这种父权的流动也正在耗竭整个转型期社会的公平与正义。（25）于是我们看到，身体的理论视野能够在宏观的时代变迁过程中发掘出社会结构对于农村流动人口规制的多面性、隐蔽性和区隔性，而这些发现通过社会学的概念化抽象能持续地加深着学界对于该群体的全面认识。第二，以“现实”的身体为沟通媒介为流动人口的研究展现出新的方法。身体一方面是实践的具体物质承担者，另一方面也是观察者与对象间的联通手段和研究途径。因为“现实”的身体裹挟着情绪、憧憬、感情与健康状况，将其作为一种沟通的方式既是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移情”，也是双方共同构筑“信息饱和”的必要条件。所以，以身体理论作为指导能够更为细致、真实和共通地与对象展开互动式的交流。相关的研究也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身体作为交流手段的认识深度。如潘毅从个案研究出发，从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梦魇里提炼出一种浪迹于身体痛楚地带的抗争性次文本（minor genre）。而这副抗争的身体所反映出的次文本游弋在符号与非符号、社会与心理之间，所以身体是反映女性流动人口被文化与社会所缚的棱镜。（26）同时，身体的疾病也反映出这一群体的生存信息：疾病与宏大的社会过程相关，但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工厂体制等也都在透支着女性流动人口的活力与青春，以往的研究仅从城乡二元格局去讨论制度保障的调整，显然没有真正考虑到“结构不平等如何限定了农村青年的生活机会和生命历程以及个体体验”。（27）因此，如何将“经验”透过身体转化为“体验”，进而做到对流动人口真实的切身关怀便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反思中的一项重点。当然，以身体为媒介去理解流动人口的生活并不能预先设定他们必然历经苦痛的先在命题，但苦痛在文本中的浮现或来源于社会学学科本身的问题化意识以及研究者怀揣着的深沉的人文气息。这也反过来说明了，身体的视角能够有效地使研究者沉淀到数字外的情感世界，在他们厚重的生命史中去体味其个中酸甜，并以此形成一个学术的命题，乃至一个鲜活的公共议题。第三，以“理论——现实”相融合的身体为基点为流动人口的研究给予新的问题定位。社会互动和转型过程是基于身体“在场”的情况下而不断延展的，这便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具体而经验的现实。所以，新问题发现是在理论与现实的不断碰撞之中被不断地烛照而得以展开。相关学者从身体资本的角度入手，细致地还原了流动人口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身体资本积累逻辑。简言之，该群体通过职业培训、城市人目光的审视、文化的习得、身体的模仿和身体的消费等方式去修正自我先前的“土气”身体，而重塑城市性的“洋气”外表。（28）同时，该群体也有可能陷入一种“双栖消费和双栖认同”的半城市化格局之中，而这一格局则通过可见性较强的身体表现了出来。即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体消费与多重约束机制的对碰下，选择了以挤压可视性低的消费领域去满足城市人的身体外表呈现，（29）因此身体形象的消费欲望压抑了其他方面的合理化消费，并体现出该群体的身份之困。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透过身体去寻找现象背后的制度、文化和生理因素的相互纠结，并将流动人口的现实遭遇与域外理论进行相互的比照，使得透过身体能够完全地反映流动人口群体中的真问题，而非一种被理论“剪裁”过的主观构建。需要指出的是，通过身体发现的新问题，还需要我们借助身体去进行干预和解决。当然，概念、方法与问题之间绝不是相互隔离的，它们不断地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来回地“穿梭”，从而达到理论最大限度地反映现实，现实最为饱和地构建理论。通过流动人口的身体去思考，反思当前理论和社会事实间的差距，或能更新我们的知识体系，为更好、更真、更直接的理解流动人口的生活境遇描绘出新的研究图示。
四、结语：身体能走多远
运用“身体”的视角，在流动人口研究中至少能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第一，身体社会理论的视野能让研究者反思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宏大叙事”，将对社会结构的宏观探讨以具体的形式下移到微观的层面。流动人口的许多问题往往牵扯到较多的个体性因素，不能完全地被放置于制度性的思维中去展开探讨，他们不能被“塑造”成被动无力的制度受动者。当然，这绝不表示笔者反对以针对性的保障化制度和利好性资源为该群体赋权，只是笔者更加提倡一种具体、细微而灵活的保障。它不流于空谈和虚假的人文关怀，而是坚实地扎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之中，以使他们切身性的真实感受、真正诉求以及真切困难得以完整地还原，并构成制度保障的本源和基石。我们应该看到，行为者的身体既接受了来自社会结构的形塑，又在其中展演了独特的实践面貌和身体能动性。所以笔者认为，身体展现了宏观结构与微观行为间的具体扭结，身体不仅被“铭刻”上了结构式的印迹，而且也作为行动的载体重新投入到了实践中去。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态势，是不能够离开身体而独自存在的。宏观的结构主义视角要么忽视了身体的在场，要么遮掩了身体的真实遭遇和需要。正如前文所述，这一弊端集中体现在农村流动人口的制度保障探讨中，宏观的视角虽能够为我们的基础性研究铺陈一系列横向的制度框架，但是对于制度的细节问题和纵深形态的认识却时常不够全面。相反，如果我们以身体社会理论作为观照，将认识的目光落到该群体的现实身体之上，则能发现他们的身体所遭遇的特殊处境，如留守与流动间的性生活、生育行为、情绪表达、体质健康和衣着偏好等细微层面，以此来更新我们的老旧的“标签化”认知。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流动人口的身体不仅反映了社会的结构性压迫的多渠道性，而且也表现了身体作为实践承载者在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微观信息。这些信息虽然没有脱离宏观结构的制约，但亦非宏观的视角所能体会和发现的。第二，身体社会理论提倡通过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不断地对当前的社会现实和理论命题进行反思和重构，即通过身体去探究男性统治的深层运作机制。布迪厄曾经指出性别支配是一种符号暴力，它是埋嵌于身体深处的误识，并通过男性利益符号的躯体化（somatization）而得以实现的。（30）因此，通过身体去发现农村流动人口的现实境遇，不仅可以触碰到该群体日常的生活经验和丰富情绪，而且也能够观察到隐藏在其身体背后的重要细节。这些细节可能被问卷或数理统计所过滤掉，但却充溢着男性与女性、城市性与乡村性、工作态与家庭态间的多重矛盾，而类似的矛盾会不断地纠结在他们的身体之中，并以疾病、焦虑或梦魇等身体形式表现出来。身体的视角则赋予了我们一种独特的切入角度去领悟他们不同的感觉和情绪，尤其是理解流动女性的“苦痛的身体”，从而展现出该群体从农村、家庭和住房向城市、工厂与租房流动的切身感受。最后，身体社会理论能够提供观察实践的具象载体，为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创造了新的知识切面。诚如前文所述，实践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总则的引入能够突破当前流动人口研究的局限，但却在操作过程中缺乏具体的细则。布迪厄意义上的实践感是“行动者通过长期沉浸在社会世界之中而对其所处社会世界获得的前反思的下意识的把握能力”（31），但此概念却过于抽象和弥散。我们应看到，实践是以身体为承载的，它来源于身体并沉浸于身体，最后亦将作用于身体。因此，通过强调实践的“身体性”便可以聚拢和具化社会实践的有效意涵，以超越思辨性社会哲学话语的方式去描述实践的逻辑，并在更大的范域里与资本、场域和惯习等有关实践的其他概念相关联。而在具体的田野过程中，以身体作为观察入口和沟通手段，能形成一个个具体、真实的故事，流动人口自我的身体经历往往能够唤起他们最为真实的社会记忆和情感，使相关的生命史研究找到了可靠的事件坐标。同时，也能进一步地拉近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生活距离。在此过程中，研究者能够从个体的社会实践中获得更为饱满的信息容量。所以，身体不仅是我们研究流动人口的对象，也是一项学术的方法、策略和工具。更为重要的是，“身体”绝不是简单的“微小叙事”（minor narrative）和“碎片化”的社会学思维，它只是于微观处去洞察我国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实践与生活的模糊性、变通性和过程性，反映我国体制运作的变通性、社会转型实践的过程性以及社会日常生活的模糊性。因为身体作为一种内在感受和外在铭刻相呼应的“诉说”，是一种或隐或显的历史叙事。众多的“信息”能够通过身体的外貌、情绪和健康状况得以传递、表露。总之，社会在满足农村流动人口“底线”的身体需求的同时，应向着更高层次的公民权发展。就当前的形势而言，解决好农村流动人口在消费主义盛行、城乡二元对立以及父权制背景下“身体如何安放”的问题，已经显得相当的必要与紧迫。因此，流动人口研究不能仅限于国外的身体理论框架，在面对具体的经验域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重要性，不仅使“现实的身体”传递出流动人口的真实体验，而且也要让“理论的身体”对相关的现象做出本土的归纳、总结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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