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经济强制的文化，赋予统治者政治特权，政治特权标志不平等，商品经济的本质是要平等，因此不平等的特权政治如若脱离自己的自然经济基础，而突破性的大力发展平等的商品经济，社会文化就全面混乱，由于特权政治将不平等强加于商品经济，结果商品经济就失去平等属性，而丧失平等，商品经济就会失去资源自然平衡配置的社会功能。
商品经济因为政治特权的强行闯入，便丧失了经济自然平衡的属性？那么这种经济不平衡最大表现是什么？就是农民的极度贫困，甚至是绝对化贫困，农村经济文化的普遍调零，农民流离失所，像躲避瘟疫一样的逃离农村。
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当政治特权和商品经济联系，哪里有政治权力，哪里就有商品经济畸形的繁荣，比如吃喝经济，中国股市市值名列前茅的居然是一些高档酒的公司，它们的消费主要依赖政府的需要，政治权力最青睐资源性的稀缺部门，比如能源资源——石油，金融资源——银行保险，信息资源——通信，出口资源——外贸（中国出口资源的本质是利用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这些部门会因为利润滚滚，而被政府权力法律性的或者是被政府官员私下暗箱操作的垄断，因此这些部门会异乎寻常的繁荣发展。
但是在大工业经济条件下，中国政治权力不喜欢依赖缓慢自然生产力的农村经济，毛泽东建国伊始就以政治权力法定了城市工人物质待遇远高于农民，这种政治经济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一直献身于中国乡村自治事业的梁漱溟，认识到这一下新政会给乡村经济致命的打击，批评它使“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共产党实行“仁政”，改变歧视农民的政治，但毛泽东对这一意见反应，仿佛预演文革，是翻出历史老帐，以“百无一用是书生”一语，来历史性的全面否定梁漱溟，毛泽东指责梁漱溟在挑拨新中国政权的工农关系，并一言九鼎的把他定性为中国最大的右派。
从毛泽东过激的反应来看，中国现代时髦性的突出平等的革命政治，是多么讳疾忌医，害怕别人指责它不平等，这种指责会是灵魂性的致命一击。
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农民的政治权力在工农社会主义联盟漂亮词汇下，被要求为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牺牲，结果是农民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性的处于被肆意掠夺的状态。
经济和政治是捆绑的，经济被掠夺，就是政治被掠夺，因此农民在中国经济最底层，也意味他们在中国政治权力的最底层。
农民最边缘化的几乎是处于没有政治权力的状态，因此在以政治权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文化中，农民的经济处境，必然是最可怜的、最无政治权力的被人任人摆布，前面说了，有政治权力的能占据商品经济有利位置，那么最无政治权力的农民，被中国官僚商品经济彻底的抛弃就不足为怪了。这就是今日中国农村接近崩溃的根源，就是中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源，也是中国出口商品低廉优势的根源。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答案非常清楚不过，就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国民权利待遇。
历史教训反复告诫：以国家权力优势逐利性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都会导致社会最底层人民相对和绝对的日益贫困，原因就是他们处于社会政治权力的最底层，王安石变法是这一结果，法国重商主义是这一结果，今天中国矛盾焦点根源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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