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农村的四个理由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三农开始，探讨其中原因，有利于厘清当今改革的阻力和未来的方向。
首先，形势比人强。改革开放之前，整个“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内生性的反弹欲望已于无形中再次凝成一种即将爆发的社会势能，其中又属中国农民思变的能量和不确定性最大。当时，中国三农状态过于“非人类”，不用说与世界水平，就是在国内环境中也是最破败落后的。至于程度，已很难用文明词语进行表述，说是“猪狗不如”，决不是贬意，而是事实。有谁见过领导阶级中的官员、哪怕是工人们要过饭？
树挪死，人挪活，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外来乞讨者，只是乞得一些生熟食即可。稍早是当地人为主，在改革开放伊始，农村人口流动管制刚刚有所松动，农民必竟有了外出要饭的权利，外出逃荒者迅速增多。人至穷则无畏，凤阳乞丐到处走的情景，人们并不陌生。另外农村男人娶不起老婆，张家兄妹与王家兄妹互换亲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兄弟几个“共产共妻”、哥几个轮流穿一件衣服外出活动的情况，也曾有耳闻。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成为改革典型，完全是穷则思变的结果，要不然，村民们也不会冒着杀头的危险签那份互保书。
经济衰败，国运低迷，民心思变，全是“倒逼”之势，精英们不能视而不见。
其次，“捡软柿子捏”。中国自古缺乏工商业文明下的商品经济基础，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从来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和空间）建立如农会、农协之类的农民组织，一般性事务，多由乡村自治（宗族自治）中的“宗族大会”协调解决。在民国及以前，基层乡村自治几千年的传统是很成熟和稳固的。正所谓“皇权不下县”，是因为乡村社会不需要皇权干涉，在一定程度上皇权也无力干涉。这是一种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并沉淀定型于此。
自土地革命伊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被打破，并重建了一套替代结构，这就是按照“将党支部设在连上”的“党军一体”军事思想进行行政化外延，将党支部建在社会的最小单位――村庄，实现了“党政一体”化。这种强大的管制机器如一张大网一般，牢牢套住并封锁了乡村社会的一切自由空间，传乡村社会几乎瞬间被消灭得无影无踪。以中国农民为代表的“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曾经让孙中山先生无奈至极，但他不曾想到，在他联俄容共之后几十年间，这盘散沙已被改造成为“一块高压磁铁之下的一盘散铁沙”，巨大的内卷磁性，使散沙被凝固得如同水泥构件一样，几乎“想散也散不了”。当然，这一结果与孙先生的本意是背道而行的。同时，黄仁宇先生“中共建设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底层基础”的理论，在此也值得重新考量。
改革开放需要有一个突破口和切入点，对当时的决策层来说，以绝对权威的权力来以强凌弱，将“几十年来一直与党密切合作”、而且当时最为弱势的三农做为试验田，容易推动工作进展，足可以任意发挥领导艺术和想像力。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虽然农民被当成改革试验品本身不足为取，但如同工人被虚置为“领导阶级”一样，其结果却是实实在在地“搭了一趟领导的顺风车”，让设计者和农民都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各自所需的实惠，实现了共赢。
其三，无成本操作。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成本（包括物质和精神），就像前30年的重军工业通过农业进行资本高积累一样，而且越是具体的政策在落实中越需要直接的财政投入。对当时穷得叮当乱响的政府来说，改革的最佳选项无疑是那种属于理想主义的无成本、高收益，无钱还能办大事的状态。一般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但无以言状的中国三农恰恰与之匹配吻合。彼时境况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生产力代际差异，不但使农民自己已经无法承受生存压力，甚至连高层少数人士也“实在看不下去”。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有一种悖论心理：虽然有“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般的求变愿望，但其强烈追求的目标和结果却非常之低，稍有惠及即可满足。这是不是一种与“斯症”类似的“压迫病”？
“生产力代际差异”的存在，是因为有一个更高端的逻辑架构，即中国社会的顶层制度设计在提供支撑。这是前30年毛时代为后30年邓时代无意中遗留的制度福利和政治遗产（这是以农民的损失为代价），也天然地为改革提供了相对较大的操作空间，这就是机遇和命运。所以，邓小平们不用任何付出，只需点头同意为农奴们松松绑，给他们一些相对的自由，让他们“从奴隶进化到奴才”，不但没有阻力，而且还有潜在动力。于是，生产力解放了，农村改革成功了。从中看出，一种制度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或激励是多么重要。
其四，风险系数低。当时农民的求变愿望仅限于生存，其它行业述求则明显不同。诸患相较取其轻，唯三农为首选。在当时既有的体制迂回空间中，“给农民的实惠”这种恩赐式的妥协和让利，是建立在巨大的制度设计落差下，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式操作，本来就是零付出、零成本、零风险，根本不存在失败的可能。
如果非要说政府“让利”了，也只是比以之前少吸了点血，并不伤及本质原则和制度基础，完全属于大逻辑不变下的小逻辑改变。如果真要谈失败问题，就需要认清失败面对的政府和社会两个主体，政府失败不一定社会失败，政府成功也不一定社会成功。如果说是政府失败了，无非是政府少拿了点，但社会不一定也失败，还可能成功。退一万步讲，农民这一典型的“散沙”群体，在多年与农民打交道的党的面前，就如同孙悟空与如来佛的关系，“大小了重头再来”。
话说回来，任何变革都是有风险的，第一波改革容易成功的关键在于机遇和把握机遇，但现在的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能深化，就是因为机遇不再，风险系数加大。但风险不能成为拒绝改革的理由，而且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的话，改革空间将出现边际递减效应，改革的路会越走越窄。
对农民和改革的评价
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小农意识指使下，中国农民积极参战并勇猛献身，帮助我党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后，有不少农民革命家自愿放弃荣华富贵，从军队回到农村“转身当了农民”。有一位笔者熟习的老革命，在回到老家若干年后，他在军队时的警卫员来看望他，对方已是他当时的团长级别。老爷子终于有所明白，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同时被自己“革命”了，那个“曾经的我”只不过是攻城的梯子和战场上的炮灰。更多的农民与他一样，本以为会成为农村的新主人，但后来发现城市工人才是令人羡慕的“好活计”，甚至连法律文件也将农民剔除在外，避而不谈，只强“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已如俎上之肉和瓮中之鳖。
中国农民是有原罪的，后来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原罪赎罪。从更长远的历史观察，此一原罪甚至可以上逆千年。当然，中国农民的原罪是在高度残暴的专制制度之下形成的，所以在厘清农民生存境遇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了更高端的制度原罪。如果历史还有那么一点轮回效应，那么被做为改革试验品的中国农民，无非同时成为一件赎罪品。塞翁失马，安知祸福？以赎罪现身的农民，后来竟也得到了改革的初级红利。当然，再后来沦为流民和农民工，则属别一个轮回。
改革开放尤其是做为起步的农村改革，并不是什么“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民间自然凝聚的民意成为不得不变的动能。邓小平们之所以被称为伟大和光荣，并非有诸葛亮般的先见之明，而是能够认清历史潮流，更懂得顺水推舟而已。大禹治水，重于疏而轻于堵，与此同理。“给农民一条活路”，就是放开，就是松绑，就是给农奴们自由，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和谐共存。也就是说，仅农村改革就涉及到诸多高端哲学，如从上到下要解放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足以让后来的接班人们学习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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