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农村教育的调研与评估由来已久。这里有一个学科观察的不同视角。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比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差异,人们首当其冲地就会指出,社会学或许更为擅长对社会层化与教育相关性的研究,而人类学的率先兴趣或许优先倾向于对文化多样性的教育观察与理解。当然,没有人一定如此拘泥于学科壁垒,只是说,有时当你进入教育人类学的领域,我们总是需要一种恰当的学术理论的框架来带动一辈辈学人向前走,所谓学派或者说一种业已形成的理念与研究团队的作品,如果能在较长时期保持卓有成效传承与发展,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关于我们这次的 《中国农村教育变革的人类学评估研究》 项目的理论评估原理很早就存在了不过,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哲学与文化传统不同,于是形成了不同凡响的教育人类学。记得在1983、1984年我们在大学的课堂已经率先开设了 《教育人类学》。我们从欧陆和北美的教育人类学发展史上看,他们循着不甚相同的路径向前走。中国人如何选择呢?这一点必须加以检视。
像德国这样有深厚理性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同美国这样一个重实证与经验的多元文化国家便分别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教育人类学。前者从人的本质的转变,后者从文化的传递两个不同的角度入手研究!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上课和研究的时候,既引用了欧陆的教育人类学学说,也讲了美国不同族裔教育的多样性比较研究。不过,耐人寻味的发现是,中国国学中的人性教养史料汗牛充栋,不为欧陆所专有,我们不妨专门思考一下,仅就“仁”学为中心的人伦阐述就有和人类学相通之处,其实本来就是如此,甚至大有在古代文献中做人性转换的人类学理念“勾陈”的工作。而在面对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各种不同情境时,北美教育人类学视角得以呈现,它们既展示了借鉴的意义,也能转换成对中国区域教育复杂性的理解,从而求深探索,实现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建树。正是在上述内外关注的教学与学术发展中,第一次确立了中国教育人类学既是本土的,又是兼收并蓄的理论框架出发点。1989年的第一本教育人类学专著兼教材 (庄孔韶,1989),已经写明了这一学术思想建立的研究脉络与学理原委。
在探索教育的历程中,教育人类学终于成为一门能在理性园地和田野工作双向发展的学科。这就是说,教育研究的人类学基础,有必要以人本的与文化的双重人类学视角观察教育。这也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化自上而下引导,反映在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各种形式之中。在这一引导过程中,尤其是精深的儒学理念得以通俗化、渗于民间基层、与乡里基层文化相结合,甚至铸成深层无意识文化成分。中国传统文化同教育文化总是迭压在一起,或者说教育一直是中国文化传播的车轮。一方面,中国教育文化有明确的工具传递功能,一方面又具转变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特征。教育的实质因此有两层内涵:一,教育是文化的传递与规划;二,教育是人的转变与人的发展的设计。因此,人的形成、转变与发展应考虑两大因素,一是个体因素,一是社会文化因素。
教育必须放在广阔的中国人本的与文化的背景上考察,方能掌握中国教育改革与未来发展的实质。用人类学的方式观察学校是教育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既是人的本质的转变,那么学校教育就不只是一般地求得知识,而是旨在求得学校与人的本质的更新!教育人类学以不同的视角发现教育的目的与实质,分析学校教育的功能与症结,尤其特色的是 (学校) 教育的探讨总是放在文化的底色上去看待,因此教育人类学是充满生机的一门学科。教育研究不仅包括学校正规教育、校外非正规教育、人生各阶段教育、教育之演进等,而且包括人本与文化双重角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教育人类学所指的教育不只是狭义的学校教育,这里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在内) 涉及文化的传递 (生计的、认识的、习俗的之类) 与规划以及人的转变 (人本哲学的、信仰的之类) 与发展两个层次!在教育实施过程中必须不但认识南北东西多元社区类别与多元人文基础,并同其有机地结合,才可能有效地推动地方教育和区域人文与社会发展。
人们一谈到教育,总要想到正规学校,其实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分。人类学家是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去研究教育的,所以人类学认为,教育是一个社会把它的文化传统一代代传递下去的过程,就一个时期、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种文化,有时是就一个国家与社会制度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要把文化的主旨灌输给儿童,从而渐渐使他们成长为被社会认可的成员。人类学家把这种文化的传递、文化的灌输与教育称之为濡化,濡化还可以认为是在学习过程中所发生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制约作用,经过这一过程,人就能获得其在社会文化中的适应能力。教育仅仅是濡化范畴的一部分,而学校教育也只是教育整体的一部分,因为技术与知识的系统传递不过是教育的一环。可以说正规学校教育不仅是教育方式,而且是濡化的一种特殊安排与特殊形式。
人类学研究一个民族的教育,一方面注意传递了作为特定的文化传统的那些部分,一方面注意他们特定的教育(包括教养) 方式。在近现代,人类学家用更多的注意力观察正规学校的教育进程,其实人类学家总是喜欢把各种民族教育、宗教教育、民俗教育做交叉文化的比较,从而反过来对不同的教育行为,不同的教育思想和各种成文的教育学理论与实践加以评说。
教育人类学既重视人的本质及其改变的理论,又重视人的图像的引导。教育人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应是能对受教育者做出人的图像的目的的勾勒,还要指明教育的过程与形式,把握人的本质的形成与改变,这样教育人类学便在能透过社会文化背景获得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中显示其教育的本质与价值。因此,教育人类学具有引导的原则。
教育人类学家则不那么直截了当地看待学校教育!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的实质是文化的传递,而学校教育不过是文化传递的一种特殊形式;教育是人的本质的转变,学校教育不但是一般地求得知识,而且是旨在学校的与人的本质的更新。不过,教育的场所并非只有学校,几个朋友之间的聚会、欣赏民间说唱乃至婚礼、宗教庆典等各类仪式都是教育的场所。可以说,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教育的场所,其中正式的、非正式的教育可能是相对的;每一个人都经常地处在教育的过程之中,每一个人的人生各阶段都处在教育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就是文化传递的过程,是母婴间、师生间、代际间、同侪间以及各类人际间做文化的和跨文化的传递过程。个性的转变是人本身环境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之中人不是完全被动地、不停地容纳外界施予的影响,而是需要人本身的选择,即接受教育并自愿地学习,这样才能促成人的本质的转变。
全文参见:庄孔韶等.中国农村教育的人类学评估[J].贵州民族研究,20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