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四名留守儿童服农药自杀死亡,这四名儿童是兄妹关系,一直缺失父母的关爱,还遭受父亲的暴力,与周围的同龄人也格格不入。也许是遭受了难以承受的苦痛,他们的大哥带着三个妹妹在孤独中自杀了,留下一句“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这个惨剧使公众关于留守儿童的讨论又在网上集中爆发,这些评论中,有呼吁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有呼唤人间大爱、有指责当地政府没有尽到救助责任、有批评父母的种种不负责任……户籍改革、NGO发展等也是这场讨论中的话题。然而,悲剧是如此触动内心,以致我们可能为并不存在的问题争吵不休,真正的问题却在对悲剧铺天盖地的意见中淹没。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更多吗?
　　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迅速增长, 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成长问题开始被广泛关注,留守儿童缺少父母关爱而导致孤僻、冷漠、表现出各种极端行为等等心理问题的报道经常见诸媒体,一些关于留守儿童的极端事故往往会被渲染,以致给大多数人造成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普遍严重的印象。然而大多数专业研究却并没有这样的结论。
　　这两天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4年5月组织实施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提出了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其中认为留守儿童消极情绪较多,经常感到烦躁(46.0%)、孤独(39.8%)、闷闷不乐(37.7%)、无缘无故发脾气(19.7%)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5.7、5.7、1.5和1.1个百分点。然而通过这样简单的数据高低对比并不能断定留守儿童的问题更严重,必须通过专门的统计方法对两组数据进行差异检验才能确定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很多认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更严重的调查结论都是这样得出的,这并不是专业的方法。
　　媒体也会对一些专业研究的数据进行有意无意的误读,比如很多文章都引用邵福泉与苏虹的关于留守儿童自杀意念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发现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0.0%。但该调查同时发现非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为21.6%,两者在统计学上并无显著差异,然而这却被引用的人有意无意地忽视,留给大家的是有五分之一留守儿童想自杀这个“危言耸听”的“事实”。
　　尽管也有一些实证研究认为留守儿童存在比非留守儿童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有人检索了中国知网数据总库中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全部文献,并以元分析的方法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研究,最终也得出结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虽然总体上差于非留守儿童,但是“留守”的因素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很小,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绝没有恶化到带来“心理创伤”的程度,具体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并不是必然比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差。
　　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贵州毕节市似乎很不幸,接连几件关于儿童的惨剧都发生在这里,以致人们第一反应普遍认为当地政府失职,甚至还有广州和深圳两地的妈妈向毕节市政府部门寄出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政府公开4名农药中毒儿童最后一次在校食用营养午餐是在何年何月何日等信息。就在网友们对当地政府口诛笔伐时,有证据表明自从两年多前5个孩子死于垃圾桶的事件后,毕节当地大大加强了对留守儿童的摸底和照顾,也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比如上门关怀、救济生活等等。当地政府似乎并没有如网友们所指责的不负责。
　　一旦出事,现在人们首先的反应就是指责政府,人们对毕节政府的这些指责似乎要求政府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大包大揽,甚至要求政府掌握孩子们每日吃饭的情况,这种批评的危险却总被人忽视。因为这类极端事件的存在而要求政府承担更多,最终导致的是政府膨胀与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是很多批评政府的人的盲区。
　　那留守儿童的问题政府就不必承担责任吗?当然是有的,要知道造成儿童留守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僵化的户籍制度,这是政府最大的责任。僵化的户籍制人为地把人画地为牢,把人们固定在户籍地,这才是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制度性原因。很多人不去要求政府改革户籍制度,而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去关注留守儿童,希望更多公益机构去关怀帮助留守儿童,这不是舍本求末吗?如果改变了产生留守儿童的制度,也不需要政府投入这么多资源了,纳税人也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如果户籍制不变,恐怕再多的政府投入,再多的公益人士也无法解决问题。(作者是心理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