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吉林省教育学会主办，23个国家和地区、近60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的“农村教育的政策抉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华商报等多家媒体对本次国际研讨会做了深入的报告，本次大会从与会代表的发言来看，以下问题引发了与会代表的共鸣：
1、需要进一步清理农村教育的概念
2、公平、质量和效率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
3、学校布局规划要有科学的规划，要加强科学的研究
4、要关注乡土文化对农村教育的意义，不能用城市教育的标准去规训农村教育；要注重乡土文化资源得传承；
5、要充分研究农村教育得优势，研究农村学校变革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6、在强调政府对农村教育责任的同时，还要激发非政府组织（NGO）等多元主体的动力；
7、要关注农村社会的变革与转型，从实践角度研究学校变革；
8、要形成中国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和学派；
9、学校布局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重要改革主题；
10、农村教师资源建设和专业发展问题成为当前农村教育研究的重点和实践难点；
11、寄宿制学校与寄宿儿童低龄化受到关注；
12、教学点的边缘化及通过复式教学等多种方式提高教学点的质量问题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已收录在中国知网）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教授曾接受华商报记者专访，邬志辉教授说，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将针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教育表现出诸多矛盾的特征展开研讨。从国际教育发展的现状看，许多国家在完成教育的基本普及之后，都开始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实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此次学术研讨会将探讨不同国家和地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经验，促进学术交流，期待给有关方面以借鉴。
“农村学校小型化和空巢化导致布局调整进程加快，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又被赋予了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价值符码，农村教育政策面临公平、质量和效率的价值选择。”邬志辉表示，正因为这个原因，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设定为——“公平•质量•效率”，这也是教育发展的终极诉求。

以下转载至华商报：
【深度•观察】一场学术研讨会引发的抉择
华商报记者 孙强 刘海宏
一个多月前，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首次高调回应各界关注，阐明义务教育新目标——均衡发展。
几乎是同时，华商报推出深度专题报道《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乡村教育调查报告》，揭示时下城乡教育不均衡导致的一个侧面：乡村学校生源稀少、难以为继，教育部门因此致力于布局调整、撤点并校。
客观地说，撤点并校并不是能够彻底解决城乡教育不均衡的一剂万能药。相反，它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和矛盾。当政府继续推进布局调整、基层年年列出撤点并校的具体数字时，学界对这项政策展开着越来越明晰的反思。
12月18日至19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在吉林省长春市主办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会议颇为精准地把议题设置为“农村教育的政策抉择”，而前来参会的不仅有教育部官员、研究者、基层学校的教师，还有美、韩、日等国的一些学者，这些“老外”带来了他们国家也曾遭遇布局调整问题的对策、失误和经验，发人深思。

邻国的前车之鉴
如果不是这些外国专家亲口说，除了学界的研究者，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发生过中国农村教育当下遭遇的问题。
韩国东新大学教授、韩国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崔荣杓说，好比中国人把大学叫做“象牙塔”，韩国人将其称为“牛骨塔”——对当年大多数韩国农村家庭来说，牛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但韩国家长跟中国爹妈都一样，卖了牛也要让子女上大学。如今，韩国更是出现了一个“大雁爸爸”的词汇：妈妈陪子女出国学习，爸爸孤身一人在国内挣钱，一年到头只能像大雁一样飞来飞去，抽时间见见家人。
韩国社会这种跟中国一模一样的过度“教育热”也影响到农山渔村(韩国农村的称谓)。农山渔村的不少人一到孩子上小学5年级，就将其转学到城市学校，让奶奶或妈妈去照顾。加上人口减少导致的生源减少，农山渔村的学校也在撤销合并，而城市的学校却不断增加。韩国这种现象与中国一样，早已多见不怪了。
日本也差不多是如此。日本福岛大学教授境野健儿说，日本学校的撤销合并在二战前就出现了，“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政治层面、行政层面、削减财政支出的原因导致学校消亡的事例，占了绝大多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出台了“适当的学校规模”的改革，都是在有意图地推行学校撤并策略。1992年到2005年间，日本被撤并的町(相当于中国的乡镇)、村小学大约占到了学校总数的10%以上。
美国乡村学校的撤并更早些。19世纪中期，跟中国至今也大量存在的“一师一校”一样，美国乡村也出现过不少“一教师、一教室”的学校。加上当时城市工业迅速发展，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农村生源急剧减少。于是，从100多年前，美国就开始了学校布局调整。比如马萨诸塞州在1869年决定合并学区，1880年决定取消“一教师、一教室”的学校，在适中地点建立中心校，学生到校及回家由公款配备的校车接送——除了校车是近些年在中国各地才开始试行实施之外，美国其他的做法中国也在做。
但是，这一不约而同的政策在各国实施时，都引起了广泛争议。崔荣杓认为，在当今韩国，由于对较高质量教育的向往，农村生源涌入城市，这加重了农村社会的萧条，把本已存在的城市与农村教育之间的差距继续加大。而农村人口的锐减、活力的缺乏、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降低，将使韩国农村社会濒临崩溃。一些带着深刻反思的主张，比如“学校撤销将导致区域社会的荒废”、“农村小规模小学有其教育优点”，被广泛提出。
而境野健儿认为，对于一个区域来说，一所学校的价值，多数情况下，要等到惋惜地看着学校失去时，才能明白。
当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出现许多问题后，一些国家认识到这项政策的不足和小规模学校的自身特点。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日本众多团体和地区反对政府的布局调整政策，日本最终实行了偏远地区教育振兴法案。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从以往实施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转向到保留小学校政策，最终取消了撤销合并政策。英国在1998年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撤销合并的法定机构，2002年发布农村白皮书，制定农村服务设施管理标准，防止对农村学校等公共设施的废弃。
回归原点的追问。
学术研讨会先请几位外国专家发言。不时出现的失误、借鉴等词汇，激发了本就纠结在中国学者内心的困惑和思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研究员发言时第一句话就透露了个消息：教育部最近正在对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政策，做全面的评估，结果很快就会出来。
主持这项评估工作、掌握着大量一手数据的韩民因此感慨良多。布局调整政策在某些方面无疑取得了积极效果，比如农村学校的规模效应得到提高，撤点并校后集中配置教育资源，农村教育的城镇化、正规化程度提高。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是农村学校原本所具有的独特的草根性、乡土性，也逐渐在丧失”。韩民直言，布局调整还存在很多问题：
——学校相对集中，服务半径变大，与义务教育法“就近入学”的规定相抵触；
——学生从家庭到学校的距离远了，在上下学路程中的安全问题突出；
——大量推行寄宿制，但有些学校食宿条件不好，很简陋；
——虽然有两免一补，包括有些地方要搞营养餐，从结果上看，对学生确实有好处，但客观上增加了学生家庭的负担，家庭教育成本加重。韩民听到过有些地方的老乡抱怨说，“我们‘被营养餐’了”。国家对一些困难学生有补贴，但还不能惠及所有人，撤点并校因此对一些中低收入的家庭影响很大。
——城市大班额就更是普遍问题，而小规模学校的边缘化、被忽视现象，不在少数。
韩民的观点得到与会学者普遍认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蓝建说，布局调整并非一味追求规模效应的“一刀切”式地撤校合并集中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认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带来的矛盾，是政府降低教育成本与农民需要方便上学的矛盾，明显带有城市化、工业化的倾向。
问题是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到底可不可取？也就是说，当前弥漫在农村教育中的“离农”倾向是有益还是有害？
韩民认为，到目前为止，农村教育的发展主题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即“为农”，但怎样城镇化，农村也不会消失，所以农村教育也不应完全照搬城市教育的模式，更不能学习城市教育的弊端。但在如今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中，人们往往认为城市教育就是进步、农村教育等于落后。“究竟是不是这样？”韩民认为这需要深刻反思。
1991年，在山东召开的一次农村教育研讨会上，农村教育被定义为“由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所组成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但现实中，人们都将这一立体结构窄化为对农民子女进行的教育。
于是，在各国学者纷纷为农村教育把脉支招的时候，韩民却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原点问题：“什么是农村教育？是不是在农村进行的基础教育就是农村教育？与所谓的城市教育相比，农村教育有没有它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它能不能促进城市教育？”
韩民说，这是他给参加研讨会的各国专家学者留的思考题，也是给自己的思考题。“我也没有结论。”
对“一刀切”的反思
尽管关于“农村教育的价值是什么”依然存在争议，但对布局调整政策的反思俨然成为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上，中国学者忧心忡忡的热议话题。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安晓敏根据1998年至2007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发现，10年间，农村平均每年减少学校31740所，也就是说，每天消失87所。她说，如果按这种撤并速度推算，作为农村社会构成一部分的农村学校，将在11年后完全消失。
在合并后的新学校里，孩子们确实得到了更全面的教育，也可以像城市学生一样学英语和计算机。但另一方面，布局调整引发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公布了一组数据：受教育部委托，华中师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课题组，从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对湖北、河南、广西、云南、陕西、内蒙古6个省(自治区)38个县市177个乡镇的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进行研究。调查发现了布局调整后的几个“加重”：教师额外负担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学生生活压力加重。
在7200份问卷中，29.6%的家长和27%的学生认为如今上学并不方便。就学平均距离从原来的家门口变成4.8公里，最远的居然达到100公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认为，布局调整政策明显带有城市化、工业化、集中办学的规模化倾向。本来，布局调整是为农村孩子提供教育服务的新设计，以方便农民子女就学为宗旨。但现实是距离远了、农民家庭上学成本增加了。
多位专家还表达了因布局调整不得不寄宿对儿童心理成长的担忧。“孩子们被‘捆绑’在一个叫做学校的地方，远离他们的父母家人，几个月也见不上一次面，就像‘孤儿’一样。”香港的NGO组织、活知识立群社创始人许国辉说。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研究员鲜明地表示：就个人来讲，他并不太赞成寄宿制。因为教育应该是学校、家庭、社区共同作用的结果。河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国家督学韩清林也认为小学生应该就近入学，过早离开家庭，弊端重重。但范先佐却认为，考虑到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况，对于5000万留守儿童来说，寄宿制是非常必要的。
还有一个被社会误读的现状。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教授提请各界注意：在农村，“义务教育质量高”，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为少数学生考出的好成绩，而不是面向全体学生，让所有孩子都能进步，加之城乡教育不均衡，使得农村生源涌入城市，加重城市教育的弊端。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秦玉友则提出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应把握4个底线：是否引发辍学、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文化健康。如果触及到这些底线就会带来诸多隐患和潜在威胁。
尴尬的是，连续两天的研讨会上，几乎所有专家都肯定就近入学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却只能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来自各国26位学者的建言、反思，引起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马云鹏教授的疾呼：“要赶紧给教育部提出具体的政策(修改)建议。”
文化视角的再审视
农村教育的出路究竟在哪儿？这是个看似一筹莫展的困局。事实上，各国专家从泛文化的角度上关注学校之于村庄、村庄之于学校的意义。
境野健儿认为，撤销学校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学校与所在区域社会间的关系，从而造成学生知识来源相对单一。而如果学校和区域社会处于近距离的位置，孩子们便可将学校的活动扩展到区域内。这对于人格成长中的学生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学习机会。
“社区(农村)居民(农民)可以教孩子种植蔬菜、水稻。”境野健儿说。但是，一味地撤并，孩子离农村社会越来越远，知识空间也将逐渐狭窄。
知识，并非全部从书本上获得。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看来，在与农村社会融为一体的乡村学校里，有些知识是通过情景陶冶的途径传播，课堂教学无法替代，而地方知识的多样性，有利于提升人类社会的创造性。
而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韩国留学生崔东植从另一方面论及学校对于社区、村庄的意义。他说，学校不仅是教育的孕育场，还具有地区文化中心的功能。如果政府一律实施缩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就将加剧农民考虑到子女受教育问题而不得不离开家乡，空壳化的农村最终会导致荒漠化。
这一情况已经在别的国家引起关注。境野健儿说，日本现在提出重建农村社会的课题。而许多国内专家也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将来感到忧虑。比如寄宿制后，许多孩子不得不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安晓敏认为，这样的话，乡间的自然野趣、民间的故事传说、丰富的节日活动和热闹的气氛以及村民之间的熟识与亲切感都将成为历史的记忆，乡村社会文化也会支离破碎。
没了学校的村庄显得孤独寂寞，村民的心也随之空荡荡的，原本贫乏单调的农村越发没了生气。
看来，村庄期待学校的回归。
从国外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学校布局调整来看，不少国家从文化视角重新审视以往的政策，转向为小规模学校创造生存环境，称为“特色化办学”。
近几年，美国通过《农渔村小规模学校支援计划》，将注意力放在提高学生学业兴趣方面。日本颁布了“偏远地区教育振兴法”，改善小规模学校的环境以及教师的福利待遇。正在推进布局调整的韩国，加强了课改，以学生兴趣为主要依据。
崔东植说，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一直以来被认为农村学校缺点的“小规模”和偏僻地理因素，现今则是成为独特的优点。城里的孩子五谷不分，而农村的孩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适合利用环境资源，开发特色教育项目，使农村学校成为区域社会里的终身教育场所
特色化办学在中国也已经开始了零零散散的尝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裴娣娜深入乡村学校拍摄的几张照片让与会者感到惊讶，那是浙江一所农村小学孩子在独特的乡土教育特色课上动手制作的泥土工艺品。
尽管说像这样的特色小规模办学思路，在中国乡村的推行如今依然有难度，但好在已经开始起步、尝试。
一场学术研讨会总有结束的时候，可它引发的思考，或将助力中国乡村教育政策的抉择。

[精彩观点]
日本福岛大学教授境野健儿——
在某个区域社会内存在一所学校的价值，多数情况下，要等到惋惜地看着学校失去时，才能明白。在推进学校撤销合并的计划中，没有重视学校和区域社会关系的视角。将培养孩子和社区居民的人格形成的空间狭小化，这样做可以吗？中国小学和日本小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目前)不太重视区域社会对小学生人格成长无法取代的作用。
韩国东新大学教授、韩国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崔荣杓——
(与中国一样，)韩国存在着过度的教育热现象。在当今韩国农村，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一到小学五年级，就举家搬迁到城市，事实上，这将加重农村的萧条，更加拉大城市与农村教育的差距。(看上去如此简单的)一所学校的撤销，将导致区域社会的荒废。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研究员——
我并不赞成寄宿制学校，我反对比较单纯地学校集中化模式。一个好的教育一定是学校、家庭、社区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现在把一些小学校撤掉，把孩子们集中起来，远离家庭，对他的身心成长影响会很大，可能伴随一生。对这个问题，我们关注得还不够。我的一些观点，在教育部属于“少数派”。我希望有办法能解决这些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过于强调统一的规模效应，缺乏民主参与过程，是导致农村教育滞后的政策误区。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路，不是国家领导人设计，也不是某些专家设计，而是邀请与之有着切身利益的农民代表参加的复杂因素设计。发挥农村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区发展功能，彰显农村教育的存在价值，摆脱农村教育常常成为“公平和效率”关系口舌之争牺牲品的怪圈。
此外,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网、网易教育、腾讯教育、新浪教育、吉林大学新闻网、今视网江西、铜陵教育网、兰州大学教育学院官网、翁牛特旗新闻网等纷纷对此次会议做了相关报道或转载华商报的深入报道，国内多家论坛也开辟了讨论区，对会议的内容做了精彩的点评及讨论。“农村教育政策应该如何抉择”真正了引发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